2022年8月1日，农历七月初四，是母亲逝世三十周年的忌日，按旧俗得“烧周年”。

　　烧香丶点烛丶设供丶化纸丶跪拜。中规中矩地做完这一切，按说已了却心愿。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总也无法平静，一种思绪如潮如涌地泛滥。这种思绪，既有无尽的思念，更有深切的悔愧。我愧对母亲的，不仅仅是没有尽人子之孝道，眼巴巴地看着母亲没享一天福便让病魔夺去生命。同时作为文化人，没能在母亲生前将她一肚子山歌记录下来。

　　山歌是“是我国南方各省对民歌的统称，流传在西南丶中南丶江南等广大地区”。“山歌的名称唐代就已产生”。 “明代冯梦龙收集了江南民歌二百多首，编为十卷，总名之曰《山歌》。” (段宝林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09页)

　　母亲姓陆，出生在西来蔡春圩(现属西来镇建龙村)，此地临江，与山歌风行的江南隔江相望，且民间往来甚密。她的三个妹妹，有两个嫁在对岸。不知是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受江南风气浸染，还是外婆这一辈有山歌高手，甚或母亲秉赋使然，生性善歌。这些都不得而知。所知者，母亲唱山歌与摇棉有关。

　　摇棉织布是旧时妇女生活的常态，外婆和她的四个女儿尤甚。

　　母亲有一个弟弟，全家七口人靠二亩薄地，无论如何也填不包肚皮。精明的外公便组织五双“巧手”摇棉织布。卖土布贴补家用。

　　在低矮的茅草屋里，一盏昏暗的油灯，几架手摇纺车，一台老式织机，母亲和她的妹妹们，吱扭扭地摇呀纺呀，身旁的棉条总也纺不完，一扎一扎又一扎，一夜一夜又一夜，困得人眼皮直打架，真想歇下来睡它个三天三夜……

　　能歇吗?不能。女儿们虽然懂事，但毕竟年轻，偷懒是常有的事，责骂之外，外祖父另有高招，谁纺完一斤纱，奖铜板两个。

　　当姨娘们讲这一细节时，我忍俊不禁地笑了。外祖父倘若活到今天，肯定是个经营有方的业主，说不定还是大老板呢?老人家并不知晓，就在这原始的家庭作坊里，孕育、培养出一位出色的歌手。

　　母亲自幼无名，排行老大，呼之为大丫头。多少年后，二丫头，也就是我的二姨娘回忆当年，动情地说：“大姐手巧，纱纺得多，铜板也奖得最多。我和三妹丶四妹，手脚也不慢，就是死人的磕鼠(睡)多，摇着摇着，头就像磕头虫虫那样往前直冲。这时候，大姐就给我们唱山歌，只要她一开口，我们就来精神了。”并兴奋地强调：“神哩，不晓她肚子里哪来许多山歌，总也唱不完。”

　　是的，母亲肚子里有唱不完的歌。

　　儿时的我，最大的乐趣便是听母亲唱山歌。尤其夏夜，门前的打谷场上“做”一堆蚊烟，我坐在用门板搁起的凉床上，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她一边摇着蒲扇，一边低低地吟唱，唱着丶听着，听着丶唱着，我不一会儿便“上苏州”了……

　　母亲唱山歌不是放声高歌，而是低吟浅唱。如果山歌也能分为“豪放派”“婉约派”，母亲的风格属于后者。她歌唱时，声音总是低低的、甜甜的、悠悠的，仿佛从胸中流出的涓涓细流 ，滋润着听众的心田，令人淘醉、愉悦。村里的许多人都是母亲的“粉丝”，我睡着了，而母亲的歌唱不会停止，会一直唱到深夜。

　　后来，因种种原因，母亲的歌唱得少了。而我，外出求学、参军入伍、转业地方、落户靖城。很少回家，更甭说听母亲歌唱。直到有一天，母亲将我和姐姐、妹妹叫到床前，嘱咐后事，不是寻常的说话，而是用“山歌调”低声 吟咏，将乡间老宅还有多少小麦、多少稻、几罈腌菜等家常锁事，唱得哀婉动人 ，让我们几个泪流满面。那一刻，我真切地感知，山歌相伴母亲一生，浸透骨髓，融入生命。遗憾的是，我没能在母亲有生之年，为她钟情、痴迷的山歌做点什么。尽管那时还没“抢救保护非遗”之说，但终归是件憾事。

　　“民歌是普通老百姓心灵的歌唱”，(柯扬著《民间歌谣》，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第3页)与底层的生活相融，是一定地域的文化根脉。母亲虽然无名，而她钟爱的山歌有名：“靖江山歌”。按内容分类，可分为劳动歌、仪式歌、时政歌、生活歌丶情歌 、儿歌等六大类。

　　时过境迁，记忆依稀。我早已记不清母亲歌唱 的内容，也不知道母亲是不是一位全能的歌手。但就广场乘凉的情景而言，我所听到的山歌，应该是 生活歌、情歌 、儿歌。由此想起一件事，母亲曾喜孜孜地对我说，她会唱《撑船郎》《卖油郎》，又长又好听。显然，这是两首长篇叙事民歌。可惜，我只闻其名，未听其音，母亲并未给我唱过。想到此，我急忙翻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编印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靖江县资料本》，精选的220首民歌中，末见 《撑船郎》《卖油郎》。

　　人亡艺绝，此乃民间口头文学的普遍现象。《撑船郎》《卖油郎》或许永运地随母亲而去了!

　　母亲一生会唱多少山歌?带走多少?如今因横向流播还存世多少?永远是个谜!毎念及此，悔愧之意如石堵胸!

　　唉!有些事岂是“悔愧”所能释怀!

　　2022-8- 4

　　编辑：岁月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