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兵文苑

《同在苍天下》背后的故事

 

 《同在苍天下》背后的故事

 

  作者 朱海燕



 

  1989年年末,福州车站发生一件轰动全路、乃至全国的重大新闻。福州车站民警陈善珉在出站口值班时,发现一个可疑的旅客,凭借他多年的缉毒的丰富经验,陈善珉认定此人是毒贩子。当他对这位旅客实施检查时,想不到那人掏出手枪,一粒罪恶的子弹把陈善珉击倒,鲜血染红了土地。在逃跑的过程时,罪犯打死了另一位铁路职工刘希强。

  陈善珉不是一般人物,他是全国劳动模范,是公安战线上二级英模,是具有“神鹰”之称的缉毒能手。从事警察多年,经他亲手查获的毒贩子,多达几十名。

  英雄生命垂危,命悬一线。

  关于对英雄的报道,亦引起媒体的关注。中央媒体、上海媒体、香港媒体的记者纷纷涌向福州,加之福建自身媒体的全方位介入,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新闻会战。

  陈善珉是铁路警察,《人民铁道》报理当参与报道!必须参与报道!

  那时,我大病未愈。《人民铁道》副总编辑李丹打电话叫我到报社去。他交代:关于陈善珉的报道,是一场新闻大战,你必须带病出征,为报社拿回一块“金牌”。新闻有什么金牌?无非是说,在这一次多层级的多元的新闻大战中,人铁报的稿子必须独树一帜,与众不同,引起反响。

  李丹说的坚决:如果我们的稿子先发,那必须“先发制人”;若是后发,必须“后发制人”,超越其他。

  显然,这个标尺,不是带有挑战性质,而是必须要有决胜的信心。

  目标,是一个高难度的目标!

  在还不知道新闻事件中藏的是什么东西的朦胧状态时,我走向福州。

  那时,记者赵中庸没有新的报道任务,他提出与我一道同行。赵与我同龄,才华横溢,具有挑战性格,与我一道剑指福州,无疑给我没有把握的心理,注入几分稳定感。

  上车后,软卧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位浙江兰溪旅客,他是一位商人,见多识广,言语甚多。他讲的多是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开始我不太喜欢此人为人处世的风格,但他对人热情,一会给你续茶,一会给你递烟。且兰溪又是产茶胜地,讲起茶经,滔滔不绝,渐渐我对他产生一些好感。

  他提出的一些社会问题,让我产生一种思想的火花。我把这些不连贯的火花记在笔记本上,多了便形成一条亮闪闪的光带,感觉对采写陈善珉一稿,有一定的帮助。

  我们在车上激动地侃,深沉地侃,忧国忧民地侃,展望未来地侃,在侃中磨砺思想,在侃中撞击观念。

  靠什么“先发制人”,抑或说靠什么“后发制人”而超越同行?。回答是靠新鲜、靠高度、靠深刻、靠憾动心灵的思想。

  但是,就陈善珉的英雄事迹来说,它提供给每个新闻同行的绝对是均等的东西。在均等的背后,还能挖出多少属于我的那部分东西呢!

  事实的均等,不是思想的均等,不是认识的均等。如是这样,那么在记者这个行当里,就没有高低之分了,就没有文章平淡与深刻的分野了。我认为,在事实的均等平面上,笔触必须探入到思想与认识的斜坡上,顺势深掘,这无疑是一条通向成功的路径。

  兰溪商人的高谈阔谈,让我思考起另外一个问题:如果雷锋活到今天,他还是不是雷锋?他能不能保留着原来纯洁无瑕的本色?若是雷锋,社会怎么看他,人们怎么看他?是学习的榜样?还是因洁白无瑕而被孤立?等等,等等。这种设问,不是我个人的设问,而是一个时代的设问,它需要在陈善珉这篇文章中作出回答。

  我想将陈善珉与雷锋放在同一天平上,秤这个时代的重量!

  向这个时代回答,雷锋叔叔是在还是不在的问题!

  车到金华,那位兰溪商人下车了。我与中庸关于文章主题深化的讨论并没有结束。

  45次列车到达福州。车站南向的广场上,东侧是一排门面平房,约有上百家摊贩在此经营各式各样的生意。车站上方和车站周围的楼房上挂满学习陈善珉的大红标语。在东侧的那排平房的房眉上,挂着一条“学习英雄陈善珉,做福州文明市民”的红色横幅。

 


 

  我们沿路向南走去,寻找福州分局的招待所。这时,从横幅下的一个店里,走出一个人,拉我们二人进他的店里看录像。

  我说:不看。他说:是黄色的。我答:黄色的更不看。他说:是淡黄色的。还有更加真实的。

  更加真实的,是什么东西?不说也都清楚。

  这使我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门的上方挂着红色大标语,显赫地宣称向陈善珉学习,而屋内竟干如此龌龊的买卖!同在苍天之下,怎有这云泥之差别啊?这就是福州吗?这是英雄所生存生活的那片土壤吗?

  从那时开始,这篇文章有了“同在苍天下”这个标题。

  我们住在铁路分局招待所,食宿自理。住下后,到分局汇报此行的安排,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年轻人,对我们待搭不理,两句话便把我们打发了。后来文章见报后,状告我的材料说,就因为这位年轻人对我不热情,文章才批评了福州分局。真是天大的荒唐。

  我们的采访从福州车站和车站派出所开始。车站的同志历数陈善珉的功绩。他们说,陈善珉抓毒贩子十拿九稳,他在列车上或者在出站口,见到可疑的人,若检查,那人肯定就是毒贩子。他的那双火眼金睛是怎样炼就的?侦察学没有提供这方面的知识。他这样将一个又一个毒贩子送上刑场,送进监獄,在贩毒的黑暗世界里,他是他们的克星,他们无时不想灭掉陈善珉啊!

  车站的同志告诉我,陈善珉抓铁路职工带无票乘车者最多,让那些无票乘车者补票款最多。一方面他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他得罪的人很多很多。

  陈善珉若是和其他铁路职工一道乘车,其他人可以吃客饭,而陈善珉不行。他必须和乘客一样,掏钱买饭吃。因为他过于坚持原则,不给同事留情面,人们自然对他也是一报还一报。

  陈善珉爱人的妹妹,在福建较远的山区。她想,姐夫在车站口值班,不买票姐夫也会放他出站,而她恰恰又给姐夫带了几只鸡去。这样,无票的妹妹还是被陈善珉查出来了,他把妹妹带到补票处,自己掏钱为妹妹补了票。

  陈善珉在原则面前,是个铁面无私的人。是个六亲不认的人。是骨头白的十分纯粹的人民警察。

  但是人们并不待见他。

  他夫人告诉我:一天她去买菜回来,钥匙怎么也插不进锁孔里去。仔细一看,有人用锤子把钉子砸进了锁孔里,无法开门,只好换锁。

  陈善珉的家,在车站东南角的铁路职工家属区里,除铁路职工知道那是陈善珉的家外,外人不可能知道。

  陈善珉是全国劳动模范,公安战线二级英模,是铁路的大功臣啊!可是他的住房与他的贡献严重失衡。全家五口人住在两间房子里,老两口住一间,19岁的女儿住一间,两个20多岁已经参加工作的儿子睡在狭窄的厅堂里,好在儿子一个上夜班,一个上白班,他们昼夜轮流睡在那张小小的单人床上。

  后来,我在采访陈善珉的领导与同事时,他们纷纷为陈善珉鸣不平。是没有房子吗?不是。他们指名道姓地指出某某领导的儿子、女儿分了多大的房子,谁谁有几套房子等等!

  他们这些权贵的孩子们能和陈善珉相比吗?

  为什么让人民的英雄既流血,又流泪呢?为什么让住房紧张的痛苦长久地困扰着我们的英雄?

  当我们在报纸上电视里宣传我们英雄的时候,谁想到英雄有一肚子没有倒出的苦水!

  英雄是人,他是食人间烟火之人啊!

  采访中有个细节引起我的关注。说的是,在陈善珉中弹倒下之际,在他倒下的不远处有一辆轿车。周围的同志恳求这位司机抓紧把陈善珉送至医院抢救。可是当即遭到司机的拒绝,说陈善珉身上有血,会弄脏了汽车,影响了领导的情绪。



 

  后来遇到上海铁路局福州设计院的车,才将生命垂危的陈善珉送到医院,为挽回他命悬一线的生命赢得了时间。

  那么,不拉陈善珉去医院的车,是谁的车?被采访的人多次提到这辆车,但问起是哪里的车?是谁的车时,他们皆缄默不语,或顾左右而言,转移话题。

  我意识到,这里大有学问!!!

  在一次与分局公安处一位退老领导的谈话中,他向我告之:那车是分局领导的车!

  这位老公安是从解放战爭中走来的一位军人,他是见过战场鲜血的人。他对陈善珉所流的鲜血而遇到的尴尬异常愤怒,他不惧一切,向记者直言相告。

  枪击事件发生时,这车在车站广场。司机言,不要弄脏了车,领导不高兴。那么这位领导在哪里呢?若在车站,他是否听到枪声?当众多干警职工举命追捕那个邪恶的罪犯时,他为何无动于衷?

  在福州采访,约十天左右的时间,上上下下我采访了110人。于是我和中庸打马回京。我执笔写16000字的陈善珉一稿,题为《同在苍天下》,中庸执笔写刘希强一文。

  《同在苍天下》见稿之后,表扬信如雪片般飞向《人民铁道》报社。记者刘勇携带着那天的报纸乘车时,旅客纷纷抢着看,看不过来,就让列车员通过广播朗读这篇通讯。旅客与旅客之间,互相为这篇文章展开热烈的讨论。后来一位剧作家,根据这篇通讯,创作了一个多幕话剧《神鹰》,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但事情并没有徘徊在鲜花与掌声之间,福州分局告状了,告状信厚得像一本《求是》杂志那么厚,信中列举我在福州的十大罪状。第一条就是大吃大喝。我觉得十分可笑,在福州的十多天,我和中庸不是在招待所买饭吃,就是在街边的小饭馆吃,没一人请我们吃饭,我们也没请一人。怎么给我戴个大吃大喝的帽子呢?

  告状信送到了铁道部最高层,送到了铁道部部长李森茂手里,李部长让我写一份情况说明,并向他直接汇报。

  在汇报中,我一笔一笔回答了告状信中所提及的问题:哪一天,在哪里,谁提供的情况。每一条情况,都具有可查性的事实依据。

  李森茂要求福到分局,不要告了,请你们从自身找原因,多作自我批评。

  这样,闹腾几个月的告状风波终于平息了。

  我一如既往地奔走在万里铁路线上,寻找下一个可以爆响的新闻线索。


编辑:向日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