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0年，人类进入21世纪。世纪大跨越的那一刻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但对于我来说，当时有一件事却难以忘却。
那年年初，我所在单位收到一份商请函，是《远东经济画报》杂志社发来的。函件称，经中宣部领导推荐，总政治部同意，茲商请贵社程更新同志担任《远东经济画报》执行总编辑。
《远东经济画报》由上海市外经贸委、上海市社科联主办，创办人和题写刊名的，是德高望重的汪道涵先生。最高领导人为杂志题词：“愿《远东经济画报》为发展我国外向型经济做出贡献。”题词开宗明义地指明了这份杂志的办刊宗旨。
该杂志创刊时间不长，但有着自己的特色和影响力。担任社长的是知名社会人士黄大中先生。编委会由中央和上海市有关领导、各界专家、社会名流组成，其中有费孝通、吴阶平、马洪、汪道涵、林丽蕴、龚心瀚、龚学平同志等。
早在1996年，全国画报社长总编会议在西安召开，会上我认识了黄大中社长，对他的情况也有所了解。黄老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解放前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他受父辈熏陶，为人正直，温文尔雅，但在虎狼当道的旧社会总是不得志。人们把见风使舵的奸狡之辈称为“三开”人物，意思是说什么时候都吃得开。而黄大中先生是“三不开”，先后被日本鬼子、汪精卫伪政权、国民党反动派投进监狱。如今他有着特殊身份却为人谦卑，和善可亲。我对他的人品和骨气都十分敬佩。
黄老以70多岁的高龄担任《远东经济画报》的社长，所以他一直想找一位合适的执行总编辑，可是换了几任都感觉不理想。他找到中宣部龚心瀚副部长，请他帮助再找一个人选。龚部长比较了解我，在征求段继文社长意见后，就向黄老推荐了我。
因为相识并且彼此有所了解，我和黄老为这事磨起了嘴皮：他希望我接受邀请，我认为自己不适合担任此职务。就这样一来二去，时间一天天过去，也没有谈出个结果。
就在我以为事情就这么作罢了时，突然有一天我接到黄老打来的电话，说他在石家庄，要我去看他。出于对老人家的尊重，我当即赶了过去。在石家庄市政府安排的一座宾馆里，我与黄老海阔天空地聊了很长时间，直到夜深我催促老人家歇息时，他才说：“我们还没谈正题呢！”我马上预感事情不妙。
果真，黄老又提起了要我当执行总编的事。不过我也是有备而来，准备亮出杀手锏，就对他说部队有规定，现役军人不能在地方任职。谁知老人家似早有对策，说：“凡事总有个特殊嘛，放心，龚部长会与你们总政商量的。”我顿时哑炮了！但内心还是想，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而黄老却信心满满地对我说：“过了春节你就准备报到吧！”石家庄夜谈就这么结束了。
事情回到开头所说的商请函上来。解放军画报社政委范西峰手拿商请函找我谈话，以他党委书记的身份给我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特别强调一个共产党员要做到“慎独”。而我想的却是还有没有理由再一次推脱。
时间又一天天过去，我一拖再拖，逐渐感觉到已无计可施。这时，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一个忘年交来电话，态度坚决地劝我不要去上海，她说：“去上海你就死定了！”我已经无路可走，只得抱着飞蛾扑火的心态，特意选择了一个 “我要死”的日子——5月14日，悲壮地踏上了赴上海的路程。
黄老这么信任我，我总算给了他一个初步的交代。他非常高兴，分别打电话告诉了最高领导和汪道涵先生。黄老交代我，要尽快找时间去当面向汪道涵先生报个到。我打听到汪先生在瑞金医院住院，正好可以去探望一下老人家，顺便也算报到了。
来到医院高干病房外，我老远就被护士拦住了：“对不起，不接受采访！”看到我背着一个摄影包，护士以为我是采访海峡两岸关系的记者。我底气十足地对护士说：“我不是来采访的，请报告汪老，就说有个叫程更新的来看望他。”没等护士出来，我就听见了汪老的声音：“啊，程更新终于来了，快让他进来！”
来到汪老面前，老人家的第一句话就是：“程更新，你架子不小嘞。我们请了你几个月了？”我不假思索地辩解了一句：“看到是您老人家办的杂志，我诚惶诚恐，不敢答应。”他说：“你别跟我客气了，心瀚同志告诉我，你能干！”我听了越发不踏实，说：“您这么说我压力更大了！”
汪老关切地问了我一些个人情况，诸如年龄多大，哪里人，孩子多大了，等等。当然，我觉得最受用的还是他所讲的当初办这本杂志的初衷，这对于我今后的工作十分有用。
在杂志社，我的身份是执行总编，所以向黄社长提出自己只管采编业务，对理事会工作和与经营相关的其他事一概不过问。黄老同意我的意见，但又补充说，他这个社长平时不坐班，执行总编要主持行政工作，负责处理相关日常事务。
在外人看来，《远东经济画报》资源丰富，实力雄厚，办刊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其实不然。现代媒体，内容为王，如果没有高举高打的指导思想，没有与时俱进的思路和正确的编辑方针，只拼实力，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经与黄社长商定，我们决定以杂志改版为突破口，创造新局面。在我主持的第一次办公会上，改版成为中心议题。由于牵住了“牛鼻子”，大家谈论得很热烈，有的同志甚至显得很兴奋。
《远东经济画报》是一份为高端商务人士定制的杂志，专业性比较强。但是，作为一本画报，一定要有别于其他学术性期刊。除了专业人士，还要照顾对经济生活感兴趣的广大读者，不能办成曲高和寡的小众读物。
我组织编辑部人员对现有栏目进行了梳理，有的保留，有的取消，根据需要再增设一些栏目。
“高端访谈”是杂志的一个品牌栏目，不但要保留，而且要加强。这个栏目原来的面孔显得有些呆板，有必要让它变得活泼一些。首先对访谈对象要做选择，对象不仅应该是重量级人物，还应该是新闻人物，自带话题的那种。其次就是访谈形式可以多样化，增加亲和力，避免正襟危坐、一问一答的刻板模式。充分发挥画报文图并茂的优势，用精彩的图片和丰富的文字资料，生动形象地展示访谈对象的工作、生活，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让人物站起来，动起来，活起来。同时，运用多种手段让读者成为第三方参与互动。
如此类推，其他保留栏目也要进行一番改进。比如“封面故事”，这种形式不少期刊都在采用，关键是要办出自己的特色。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顶到了天花板。在人们心目中，上《时代》封面的就是世界名人，尽管有些人是有争议的。我们的“封面故事”也应该给自己定一个高标准。“封面故事”包含两个元素：封面和故事。封面通常是人物肖像，有时也可以是场景、物体、活动画面，不论是什么，图片一定要是高质量的摄影作品，要美，要吸引眼球；故事部分，是一个完整的专题报道，事迹要突出，内容要充实，文字要精彩，力求带有引人入胜的情节，也就是有故事性。“封面故事”的主角设定为经济领域的名人，包括经济学家、企业领袖、财经大师、管理学者、营销专家等。也可以是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个事件。通过看“封面故事”，要让读者增长见识，受到教益，树立榜样。
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消化，达成共识，最终我们才调整确定了一批定期与不定期的栏目：高端访谈、封面故事、特别报道、远东信息、远东论坛、走近名人、企业风采、四方揽胜、八面来风、艺术与经济……
改版不能修修补补，需要从内容到形式进行整体规划，全面更新。编辑思想是刊物的灵魂，结构版块是刊物的骨骼，刊物的个性特色与风格，要通过精心的总体设计体现出来。
要干成一件事，人是决定因素。《远东经济画报》面临人力不足，特别是缺少优秀编辑人才的问题。我们决定引进编辑人才，补充新鲜血液。
人们通常认为，编辑的能力体现在过硬的文字功底。但根据我的经验，组稿能力对于一个编辑来说也同样重要，能找米下锅的巧妇才是真巧妇。所以，我们希望能找到具有天马行空、拳打脚踢、无中生有、点石成金本领的编辑人才。
别说，我们还真遇到了一个，她叫欧阳菲，硕士，学世界经济的。推荐人孙老师说，欧阳菲观念新，能力强，懂经济，善策划，人才难得。她20多岁就经营着一家广告公司，公司里多数员工的年龄都比她大。
我与欧阳菲见面后，直接给她布置了一项任务，让她独立组织一期杂志的稿件。任务下达后，我们的采编工作如常进行，没有指望欧阳菲能一战成功。第三天上班以后，我打电话询问情况，这才得知欧阳菲已经两夜一天没有合眼，一鼓作气把整本杂志的稿件组织完成。我非常震惊，“命令”她马上放下手头工作先去睡觉。
这天下午，睡了一个囫囵觉的欧阳菲拿来了她的“作业”。我发现她组织的稿件选题新颖，编辑思路清晰，主题突出，重点专题与一般性题材搭配得当。我问她素材从何而来，她说是平时积累的，主要是通过广告客户提供的。看着眼前这本初编的稿件，既有行家里手的老成，又有初生牛犊的锐气，我折服了。更可喜的是，编辑手法和设计风格也有诸多创新，似一股清风扑面而来。不得不说，后生可畏。
在对人员做适当调整后，根据分工我们加强了对编辑队伍的管理，提倡心无旁骛的敬业精神和放飞想象的创新思维。改版和改善管理双管齐下收到了较好的成效，杂志面貌渐渐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这之前，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曾有人在内参上发文，对《远东经济画报》的内容和编辑质量提出批评意见，黄大中社长为此甚觉不安。如今，杂志面貌的改变引起了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关注。有一次我参加新闻出版局召开的会议，局领导竟然点名让我站起来亮了个相，当着众人夸起了《远东经济画报》。黄社长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立即打电话告诉了汪道涵先生和最高领导，领导对黄老说，要我回北京时带几本杂志给他看看。后来有一次，黄老、汪老相约到北京，带着几本《远东经济画报》，上玉泉山与最高领导见面。三位老人翻阅着画报，相谈甚欢。
为丰富杂志内容，拓宽组稿渠道，扩大杂志影响力，我们还配合采编工作开展了一些社会活动。2000年底我们策划了一届经济全球化论坛。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出席论坛的有费孝通、马洪等领导，张维迎、林毅夫等专家学者，海内外一批专业人士前来参加，众多中外媒体做了报道。
黄老是一个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活动家，我在完成采编工作之余，有时也陪同他参加一些活动。如：支持浙江象山农村信用社的扶贫工作；到东阳横店影视基地见老总徐文荣并给他出谋划策；支持贵州惠水县开展防治石漠化行动……
陕西省政府在榆林市建立了一个沙漠防治基地，省政府秘书长到上海找我，希望黄社长能前往考察指导。平日，从各地到上海通过我找黄社长办事的人可不少，我基本上都以自己只负责业务工作为由予以推脱。榆林这事，我认为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应该予以支持，就答应了下来。
到西安后先拜访了程安东省长，然后在相关人员陪同下驱车前往榆林。我们一行深入毛乌素沙漠腹地查看实情，马不停蹄地奔忙了三天。黄老以73岁的高龄与大家一起行动，天天弄得灰头土脸，让大家十分感动。
有一次，我与黄社长去贵州，参加全国画报媒体采风活动。来到黔东南雷山县境内时发生了事故，多人受伤，而伤势最重的是我。在黔东南州州府所在地凯里接受抢救时，时任省长钱运录亲自打电话来问候我，并指示安排州委宣传部长、雷山县县长等亲自到医院陪床。
黄老认定我是为了保护他才负伤的，一直心存不安。我再三安慰他，他仍然不能释怀，要求我回北京好好修养。因为不放心杂志社工作，等伤情有所好转，我就打着绷带返回上海上班了。
因为种种原因，我在《远东经济画报》履职近两年后不得不离开。在杂志社为我举行的饯行宴会上，黄大中社长搂着我的脖子，眼里含着泪花对我说：“更新呀，你回北京后，一个星期最少也要给我打一次电话啊！”我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我的上海时光，凝固在了这一刻！
2024年6月2日
（本版编辑： 老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