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冬时节，是吃红薯的时候，前几天和老伴在菜市场买菜，看到有卖红薯的，有的二块五一斤，有的三元一斤，就分别买了几个红薯回家蒸着吃品尝一下，餐桌上吃饭时，家人们聊天说起吃红薯的事，勾起了我少年时的记忆…

       六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粮油都实行定量供应，城镇居民每户都有粮本，大人和小孩子的粮食定量不一样，工人之间工种不同，每月粮食定量也不一样。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姐姐和大哥已经出去工作好几年了，家里只有父母亲，二哥，我和弟弟五个人吃饭。粮食实行定量供应，父亲每月定量三十斤，我们四个人属于家属，每月每人定量标准是二十七斤粮食（包括有面粉，玉米面，红薯等粗粮），三两油。我和二哥上初中，弟弟五年级，三个半大小伙子，从十岁到十六岁正是吃饭长身体的时候，个个饭量大，粮食不够吃，副食根本就没有，就是大白菜，白萝卜这些最基本的家常蔬菜，市场也限量供应。父亲工资低，蔬菜常常买不起，也买不到。母亲每月都是精打细算，每顿饭干稀搭配，细水长流，这样才不至于月底断顿，缸里没有米面。

       我们有个邻居，和我们家情况类似，经常是到月底还有四五天时间，家里就断顿了，她经常端个小盆向邻居家借粮。

       记忆里每年秋天红薯下来，红薯就成了饭桌上的主食，每天饭食都离不开红薯，红薯的吃法多了，面汤里煮红薯块，蒸着吃，切片晒红薯干，红薯干磨成面做窝窝头…。那几个月是既开心又不舒服的时候。开心是能吃饱肚子不挨饿了，不舒服是顿顿吃红薯，吃的胃里难受直吐酸水。母亲有经验，用白萝卜腌制成咸菜，吃红薯就咸菜胃里能好受些。从九月份直到来年二三月前后，因为有红薯就能吃饱饭了。母亲那时候经常说，红薯下来后多吃些红薯，咱家每个月就能节省出一袋面，到来年日子就好过了。

       那个年代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三自一包是资本主义，农民自留地的红薯或生产队分的红薯不允许到市场售卖，（就是农民自已家里鸡下的鸡蛋也不准到市场售卖），拿到市场买卖属于投机倒把，是挖社会主义墙根行为，被带红袖章的市管会人员或民兵小分队逮住要没收，处罚的。农民只能偷偷的卖，家属区的人也是悄悄的买。

       我记得那几年每到秋冬时季，天刚濛濛亮，就有二三个农村社员每人拉着一架子车红薯，分散开来到家属院售卖，没有叫卖吆喝声，周围平房的大婶们像是约好了似的，都早早起床在平房的几个路口等着，架子车一来就都围上来，不挑不拣，不大一会就把一车红薯分完了，然后有人拿着手电筒照着秤杆，逐个称秤，按斤俩给人家付钱。我经常帮母亲把红薯往家里搬，那时候工人们工资低，物价也低，大肉要肉票，每户定量供应，大肉是七到八毛钱一斤，红薯价格是五分钱一斤。

       红薯，是当年的主粮，也是救命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