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

毛泽东的哲学智慧



 

　　(写于2003年，2023年修订)　　

　　内容摘要：毛泽东的哲学智慧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中国风格和气派的哲学——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上的哲学智慧，方法论的典范——化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学智慧，指导战争的艺术——高超的军事辩证法智慧，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洞察中国实际的哲学智慧。毛泽东的哲学智慧对我们具有永恒的魅力，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获得启迪和力量。

　　关键词：毛泽东; 哲学; 智慧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集中全党的智慧，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中，包含有多方面的极其丰富的思想，其中的哲学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灵魂和精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人的特色，体现出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智慧。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我们也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那独有的、高超的、闪耀着理论光芒又结出实践累累硕果的哲学智慧。

　　毛泽东的哲学智慧，是通过他的哲学思想中的许多具有特点的一系列观点、方法、原则体现出来的，由这些观点、方法和原则的总和而构成他的哲学智慧。概而言之，可以把毛泽东的哲学智慧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中国风格和气派的哲学——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上的哲学智慧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中国文化经典经常被他旁征博引，随手拈来，左右逢源，中肯贴切。这也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

　　例如，他的哲学名著《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知和行、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而知和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当然，毛泽东对知和行概念的借用，既吸取其合理内核，更进行了改造，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出发，科学地回答了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使中国传统哲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知行关系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科学解决。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大量引用了古代典故，如用“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说明失败可以变成胜利的道理;用《三国演义》中“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明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的工夫;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说明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在他的另一本哲学名著《矛盾论》中，用《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例子，说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魏征)，必须全面地看问题，切忌片面性的道理;用《山海经》中“夸父追日”，《淮南子》中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说明矛盾的互相转化;用“相反相成”的古语，说明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

　　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如用《易经》中“一阴一阳之谓道”，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对立统一思想;用老子《道德经》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对立面互相渗透和互相转化的思想;用《庄子》中“飞鸟之影，未尝动也”，表述关于运动绝对性和静止相对性的原理。

　　又如，“实事求是”是中国的一句古老的成语，出于《汉书·景十三王传》，原意只是指一种求实的学风。毛泽东吸取它朴素合理的意义，并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和我们党长期实际斗争的经验，对这一古老的命题加以改造，赋予其辩证唯物主义的崭新内涵。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这样一解释，就把“实事求是”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使这一命题的内涵和外延都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包含了巨大的思想容量，使这个古老的成语变成了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统一的哲学范畴，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国化的精辟概括，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和基础。

　　毛泽东把他的哲学思想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上，使其成了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示出中国人特有的哲学智慧，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

　　首先，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深厚积淀，其中的哲学思想，是人类文化宝库中可与古希腊哲学媲美的一部分。中华民族素以善于理论思维而著称于世，在我们文明古国漫长历史的发展中，涌现出许多至今还令人敬佩的思想巨匠，有着众多至今还不减其光辉的精神瑰宝。以中国文化特有的形式绵延下来的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构成了自立于世界文化发展之林的中华民族思想史，留下了使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引以为自豪的珍贵思想遗产。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既有丰富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又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还有唯物史观的思想萌芽。恩格斯说过，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一个特殊的分工部门，都具有由它那些先驱者传授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一定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的。同任何思想的发展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每一个国家的传播和发展也离不开那一国家和民族特有的哲学传统。作为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长河中形成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当然也是如此，它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作了革命性的批判和继承，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对接，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毛泽东的哲学智慧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社会文化条件。

　　第二，毛泽东本人不仅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而且熟读中国文化经典，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领悟其精义所在，并善于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精心揣摩，反复运用。因而，毛泽东能够承担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对接工作，这是毛泽东的哲学智慧贯通中西文化精华的主观条件。

　　第三，毛泽东哲学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点，更是着眼于中国人的需要。毛泽东早就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必须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对接的哲学，因有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文化注入其中，采取的是民族形式，因而更容易为中国人接受和传播，从而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和结果。着眼于中国人的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让中国人更好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毛泽东哲学智慧的高明之处。

　　二、方法论的典范——化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学智慧

　　恩格斯早就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3列宁也说过，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也即方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哲学作为方法，是它的有用性的突出表现。在这方面，毛泽东下了极大的功夫，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我党的工作实际，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中国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成为了我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的行动指南。这也是毛泽东哲学智慧的一个亮点。不妨举几种方法看看：

　　群众路线的方法。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4这里的“从群众中来”，就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就是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循环往复，就是在实践中不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样一来，就把认识论和群众路线统一了起来，这是毛泽东的一个伟大创造。

　　“弹钢琴”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5这里讲的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道理，是把抽象的辩证法加以形象化和通俗化的讲解，解决了在工作中怎么把握主次矛盾的问题。

　　“一分为二”的思想方法。这是大家熟知的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达。一分为二是中国古人的表达，还有合二而一，都是矛盾的意思。毛泽东借用来说明矛盾的道理，因其通俗易懂，使群众易于理解、掌握，因而得以普及、深入到一般大众之中。这是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武器的一个典范。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领导方法。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任何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6这里讲的是一般理论和具体实践的结合问题，其中包含有“典型试验”、“解剖麻雀”、“点面结合”等具体方法。

　　毛泽东方法论的特点和作用是：

　　第一，把抽象的哲学原理变成了可操作的具体方法，增强了哲学的实际应用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7怎么应用?对于从事革命和建设具体工作而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可用的方法，就是最好的应用途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超过了任何哲学家。

　　第二，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并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精要而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特别适合中国人使用的方法。方法也有个中国化的问题，怎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习惯是必须要考虑的，显然毛泽东在这方面是做了认真研究的，他创造的一系列方法都是带有中国特色的。

　　第三，这些方法，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它们不仅成为了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今天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是需要我们党和国家永远继承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第四，概括起来，就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上述方法都是这一总的方法的具体化。其基本精神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抽象化，强调学而致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得具体、可行、可爱、可用。

　　三、指导战争的艺术——高超的军事辩证法智慧

　　毛泽东的这方面思想最为丰富。毛泽东戎马一生，在指导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战争中，形成了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而其中的思想精髓就是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可以说，在这方面他超过了任何杰出的军事家。我们也是仅举其中的几种，看看他在这方面高超的哲学智慧。

　　“以弱胜强”的战略策略思想。毛泽东认为，“以弱胜强”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显著特点之一，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够存在，首先是因为战争的正义性在起作用。弱小的红军所进行的战争的正义性，使得它能够在人民的支持下长期地存在和发展，这个优势是经常起作用的东西。敌人则相反，战争的非正义性决定着它必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其优势就只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最后必然被革命力量所打败。其次，强弱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强者，只能是相对的强，不可能什么都强;弱者，也只能是相对的弱，不可能一切都弱。在战争中，弱者只要善于扬长避短，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就有战胜强者的可能。最后，战争胜负不仅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还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因此，只要我们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8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是把“以弱胜强”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结合起来分析的，革命战争的正义性是根本条件，但又必须有对战争实行正确领导和指挥的主观条件，才能实现强弱的相互转化。这里所体现的是怎样把可能变成现实的哲学智慧。

　　战略上“以一当十”和战术上“以十当一”的作战指导原则，是毛泽东基于敌强我弱的整体态势，提出的又一个充满了哲学智慧的方法。毛泽东说，这个原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9后毛泽东又发展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伟大思想。这是把战略和战术，全局和局部置于对立统一规律之上进行考察，深刻揭示出战争中敌我双方所具有的两重性，为我们克服困难、战胜敌人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原则。在战略上，革命的人们不能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被其反动气焰所吓倒而丧失战胜敌人的信心;在战术上，又要讲究斗争艺术，采取正确的作战方法;把战略上藐视敌人与战术上重视敌人结合起来。强弱优劣，一定条件和范围是能够发生变化的。弱小的革命军队通过分割敌人，集中力量于一个方面，可以变成局部上的优势，达到一部分一部分地孤立和消灭敌人的目的。毛泽东说，在一个局部上歼灭敌人，要“我们集中的兵力必须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方能有效地歼敌。”10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毛泽东历来主张不要“全线出击”，不要“两个拳头打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通过集中优势兵力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敌强我弱发生根本变化，从而最终战胜敌人。在毛泽东指挥战争的时候，由于运用这样的战略战术，所以总是打胜仗，在解放战争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作战基本原则。毛泽东认为，二者地位不平衡，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毛泽东还形成了贯彻这一原则的具体方法，如井冈山时期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总是强调“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执行有利作战，避免不利作战”，“尽量以少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等等。这个原则的哲学内涵不仅划分出主次之别，而且包含有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转化关系，是非常有哲学智慧的聪明的作战原则。

　　“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说“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防御必须同时有进攻，而不应是单纯的防御”，用进攻达到防御的目的。进攻与防御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毛泽东成功运用的“诱敌深入”，就是积极防御的一个重要策略。先把敌人放进来，然后进攻，分割包抄各个歼灭。在中央苏区的前四次“反围剿”就是这样胜利的，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则是放弃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造成的。这个原则所体现出的主动、积极的能动性是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高超哲学智慧成功地运用于战争的范例之一。

　　作战形式要因时间、地点、条件而选择。如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毛泽东不仅是这样主张的，而且在他指挥的中国革命战争中得到了光辉的运用。在不同时期，毛泽东都为我军规定了正确的作战形式：红军初期以游击战为主，壮大后以运动战为主;抗日战争时期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解放战争时期以运动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阵地攻坚战。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关于作战形式的选择是符合实际的，是他的哲学智慧在战争中灵活、巧妙运用的一个表现。

　　战争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形式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和一般的革命战争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11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战争规律的研究决不是照搬一般的军事教条，而是着眼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据此而提出指导战争的战略和策略，正因如此也才把中国革命战争引向了胜利。

　　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毛泽东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需要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12毛泽东关于战争中的能动性思想，是唯物论和辩证法，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之统一的思想在战争中的光辉运用。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地位和意义：

　　第一，军事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最为丰富，最光辉灿烂的一部分。在他的庞大的著作群中，军事著作占有很大的比重，军事辩证法思想则是贯穿于所有军事著述中的一条红线。从一定意义上讲，他的许多军事著作也是哲学著作，如《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略和策略问题》等等。

　　第二，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着眼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透析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经过辩证的思考，并且是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反复考验的基础上，而提出的一系列战略、策略、原则和方法。因此，它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光辉结合的产物，也因此，它才能成功地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显示出巨大的威力。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源自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并被中国革命战争胜利所证明了的军事思想的精华，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战争指导的一个典范。

　　第三，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可以被广泛地运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前些年曾有所谓商战谋略，就是把军事思想运用于商业活动和经济活动，而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其中必用的思想。一个时期以来，面临美西方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等，我们党和国家保持定力，沉着应对，化解一个又一风险，让中国航船乘风破浪前行，其中我们也看到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创造性远用。

　　四、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洞察中国实际的哲学智慧

　　毛泽东不是专职的学者，而是如列宁所说兼有学者品质和革命家品质于一身的人，他主要是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他的哲学不是纯学术研究，而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他的哲学智慧正是体现在洞察中国的实际问题上，使其哲学成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一把钥匙。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在哲学上的若干重要思想来分析这个问题。

　　在唯物论方面，他早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延安整风时期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述，以及他关于“实事求是”命题的解释，都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但都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是针对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提出的，主要针对教条主义，要解决的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有的放矢”问题，目的是端正全党的思想路线，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在我党历史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都曾给革命造成损害，而三次“左倾”错误的危害最大，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就是把理论和实际割裂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毛泽东亲身经历了党内的路线斗争，并被错误路线排挤过，深知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因而他以极大的努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到延安整风时期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达到了全党思想的高度统一。从此，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在认识论方面，他突出实践的观点，专门写了《实践论》。什么实践?当然是中国革命的实践。他是紧密结合我党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加以阐述的。毛泽东思想正是立足于中国革命实践，来自实践并服务于实践，才成为了正确的指导革命的理论。建国以后他写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对《实践论》的进一步补充和丰富。毛泽东的理论创造从来不是空洞无目的的，他坚决反对从理论到理论的教条主义，夸夸其谈而不务实的主观主义，认为那“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13毛泽东强调实践的观点，并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是他的哲学的一大特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丰富。

　　在辩证法方面，他是把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具体化为一系列科学的军事原则、战争指导方针、战略战术的运用，以及化为具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所有这些方法也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实际问题的洞察力。而这些辩证方法的实施，确实把革命引向了胜利。如中央苏区一到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长征途中的四渡赤水而跳出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抗日战争中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空前壮大发展，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的军事杰作，等等，无不闪耀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光芒。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毛泽东的辩证法同样是我们有力的思想武器。

　　与辩证法相关的，就是他突出矛盾的观点。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矛盾错综复杂，怎么认识、解决?这是他关注的首要问题，并且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洞察和解决，所以有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矛盾分析的杰作。《论十大关系》则是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矛盾关系问题的分析。毛泽东认为，抓住对立统一规律，就抓住了辩证法的核心，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而且在分析矛盾时，他特别注意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是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这是他立足于解决中国问题的更为有智慧的表现。

　　在历史观方面，他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论述，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所作出的具有创造性的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对我们有长期的指导意义。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洞察力的非凡表现。再有，他的关于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动力的思想，在他的整个思想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成功运用的典范之一，是他的“人民战争”思想，这是他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另一个成功运用的典范，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出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成为了我们党的基本宗旨和全社会的价值取向。这两个方面的成功运用，也是他洞察中国实际从而解决中国问题的哲学智慧的表现。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有三个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都可以看作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精华，是他的哲学智慧的凝结。

　　毛泽东给我们的思想遗产是博大丰富而又深刻无限的，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无论情况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他的基本思想都不会过时，他的哲学智慧对我们具有永恒的魅力。我们当然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研究、学习、运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并且要丰富和发展它，但它提供给我们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必须要遵循的。在全面推中国式现代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奋进的今天，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对我们仍然有着根本性的指导意义，我们从中可以获得思想启迪，获得前进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3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2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1页。

　　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7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编辑：开门见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