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访西藏　
 

　　1991年4月，在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之际，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大庆办公室给《人民铁道》报发来信涵，要求报社派记者赴藏采访。西藏没有铁路，要求铁路记者赴藏，其目的不言自明，那是让铁路记者为铁路进藏呐喊呼吁。

　　自青藏铁路修至格尔木南山口下马之后，铁路人无论高层或是基层的勘察设计人员，还没有人到过西藏，即便是一期工程最火红的时期，建设者也未有从格尔木抵达西藏者。出国容易进藏难。决非危言耸听。

　　报社对进藏采访问题极为重视，经研究决定，确定由我赴藏，执行这一艰难的采访任务。之所以派我，我想是因为我参加过青藏铁路一期的建设，有8年的高原经历，身体尚可的因素吧。

　　出差费是惊人的，报社批了3000块钱出差费。这笔巨资，在当时每月工资仅百元左右的时候，的确非同寻常。可见报社为这次采访是下了本钱的。

　　我从北京飞赴成都，由成都转赴拉萨。自治区大庆办公室专门指派西藏记协的秘书长负责接待、陪同我采访。刚迈出贡嘎机场，没有大的反应，感觉脚像踩在棉花上，腿有些发软。机场至市内120公里(那时新的机场道路还没有修建)，车内听着悠扬的藏歌，心情十分愉快。

　　吃过午饭，我想休息一下，不料严重的高原反应突然而至，呕吐头疼，整个下午不止，晚上也没有吃饭。黑夜来临，一场呕吐连着一场呕吐，直至天明，一共呕吐了14次。开始吐食物，后来吐黄水，再后吐清水，再再后吐血水，其痛苦不堪言述。这一生，不知有多少个不眠之夜，唯感觉这一夜最长，最苦，最难熬。一分一秒都在生死线上挣扎。

　　次日晨，秘书长把我送到西藏人民医院，医院诊断，说我患了肺水肿，必须立即返回内地。我说，我不是肺水肿，而是缺氧所至。他让我吸氧半小时，精神大有好转，身上也有了劲儿。医生嘱咐，在拉萨休息一个星期，在到下面采访。

　　在拉萨休息的这几天，我采访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采访了西藏大学校长、交通厅厅长、西藏社科院等领导，与众多小商小贩及汽车、石油单位的同志进行了座谈。那时整个拉萨城内，公共汽车线路，也只有五、六条，20分钟等不到一趟车。小饭馆约百十家，所有饭馆没有烧煤炭和煤气的，全部用汽车喷灯做饭。

　　西藏的煤炭价值高昂，约是西宁的三倍，每一升油料都是通过汽车拉去(输油管道还没全部建成)，因为运输紧张，该节约的不仅不节约，反而造成更大的浪费。西藏那时约250万人口，年人均煤炭只有几公斤，生铁仅一斤二两。物资极度贫乏之地，怎么实现它的现代化啊!

　　习服了一个星期后，我去了山南。尔后去了樟木口岸，去了日喀则。难忘在日喀则，地委书记白钊跟我谈到深夜十一点。回到招待所刚躺下，他的警卫员又来喊我，说白书记叫你再去一趟，他还有话要说。这样，关于铁路的话题，他又谈了两个多小时。

　　从日喀则奔亚东，车行240公里，轮胎烧掉了。秘书长决定，他和司机搭顺路车返回日喀则找轮胎，让我守着坏掉的车上，看着车。240公里，在全部是沙石的公路上，是多么漫长，需要多少时间，且还是来回搭顺路车，等这些顺路车，又需要多少时间?那时西藏经济十分落后，此地到彼地，甚至个把小时不见一辆汽车，即便是有车，驾驶室里能不能挤下他们两人?

　　我在荒山野岭处焦急地等得他们的归来。眼前是呼啸的狂风，是扑面的黄沙，是漫走在戈壁上孤独的和二三成群的野狼。

　　作记者多年，这一天深感漫长，深感孤独，太阳似不走的太阳，黑夜像没有尽头的黑夜。

　　22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归来，我相信，在这22个小时里，他们比我更苦更累。

　　车修好后，赶至康马。我们三人每人吃掉八两风干羊肉，每人吃了四个鸡蛋，喝下两碗酥油茶。又是深夜一点赶到亚东县城。

　　采访月余，在我返京之际，西藏的同志在日光宾馆为我送行，参加者是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党委宣传部长李维伦，拉萨市副市长孔繁森。

　　席间，我说，西藏已经有铁路了，建在格尔木，那是格尔木车站通向西藏格尔木办事处的一条专用线，由西藏使用。

　　丹增用洪亮的声音，把我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这棵幼苗一定会成长一棵铁路的参天大树!

　　返京之后，我写了《在没有铁路的地方》这篇近14000字的长篇通讯，呼吁铁路尽快到西藏。丹增副书记为此专门为《人民铁道》报表示感谢!

　　1994年，在中央第三次西藏会议上，这篇文章成为铁道部部长韩杼滨发言的重要参考文本，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为青藏铁路的第二次上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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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开门见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