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四代都有兵，红军、八路、解放军……
—— 题记
姥爷是红军
我的姥爷王子民，1936年参加红军，1939年3月随八路军120师3纵开赴冀中平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姥爷是河北衡水人，对当地情况熟悉，上级调他任衡水县委书记，领导群众在敌占区开展抗日斗争：破粮仓、炸铁路、拔据点、挖地道、埋地雷，一次次粉碎敌人的“扫荡”。电影《地道战》《地雷战》里冀中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配合八路军抗战的场景，正是他和战友们的真实写照。
据衡水县志记载，姥爷牺牲前参与的抗日战争事迹在册有：
1939年5月，率县大队在贡家台车站歼敌百余名；
1939年冬，带二区游击队在范家庄伏击抢粮日伪军，毙敌数十人；
1940年夏，配合冀中回民支队在贡家台痛击伪"剿共"大队营地；
1941年11月，联合冀中警备旅三团在骑河王伏击日军子牙河河防队，将敌全歼；
……
1942年5月，日寇发动“五一大扫荡”，冀中抗战陷入最艰难的时刻。我听姥姥讲过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姥爷带武工队进驻姥姥家的索水口村，刚躺下就枪声大作——几十个鬼子和百余伪军包围了村子，汉奸狂喊"捉住王子民"。原来是村中地主告密。姥爷深知，若躲进地道，敌人定会挖地烧村，乡亲们将遭灭顶之灾。他当即下令："撕开缺口冲出去，不能连累乡亲！"说罢带领队伍冲入黑夜，枪声在旷野中撕裂沉寂。
第三天深夜，焦急等待消息的姥姥及全家人被敲门声惊醒。当武工队员将担架上的人抬到炕头，姥姥看清那是姥爷的遗体时，泪水如断线滚珠落下，却没放声痛哭。武工队长低声讲：前天突围后在子牙河激战，姥爷为掩护队伍壮烈牺牲。当夜，姥姥带着母亲和两个舅舅，与武工队同志悄悄将姥爷葬在村头的麦田里。
缠过小脚的姥姥用坚韧的脚步坚定前行。姥姥家成了游击队的秘密落脚点，她成了八路军口中的"干娘"——这是对舍命掩护八路军的妇女的尊称，是军民血肉相连的见证。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安葬姥爷的麦田里修墓立碑，碑文上“红军王子民”五个大字苍劲有力。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的中央烈士陵园里也耸立着“王子民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如今，姥爷牺牲的地方已成为衡水市“红色教育基地”。
夫妻并肩打"东洋"
在姥爷的教诲感召下，母亲王淑范自幼懂得“革命”。年少时她是儿童团团长，在衡水师范读书时秘密加入抗日救亡活动，十八岁任县"妇救会"主任，为八路军传送情报、救护伤员、筹措军粮、补衣做鞋。母亲曾对我们说过，经她和姥姥救护的伤员有上百人，送到八路军和县大队的布鞋可装十几箩筐。
在抗日烽火中，母亲认识了父亲，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
1944年1月，父亲李靖国参加衡水武工队。到武工队时戴连长问父亲：“当兵要打仗，打仗要死人，你怕不怕苦？怕不怕死呢？”父亲坚定地回答：“我不怕苦，也不怕死！”连长说：“好！为保密，你不要叫你在家乡的原名了，取个新名字吧。”父亲想了想，说：“那就叫‘李化民’吧！”“嗯，这个名字好！”连长说。从此，父亲叫“李化民”。
父亲的回忆录是这样记述他在武工队战斗经历的：
戴连长发给我一支大套筒枪，我每天在村头站岗放哨，或参加军事训练，或参加劳动生产，虽然苦和累，但干劲特别的足！那时相当艰苦，有时帮农民抢种抢收，帮助老乡收麦子，老乡给些粮食给武工队。直到那年春节，队里才给我发了一套土布新衣。
1944年的一天，我参加“拨据点”——铁路线上的桑园车站日寇据点。据点里驻有3个日本兵带两个排的伪军共50支枪，筑有一个碉堡，碉堡旁边一间房子是敌人的弹药仓库。在弄清了敌情后，连长带领武工队行动，各人带一支短枪。我们装扮成铁道修桥工人，乘夜色出发，拂晓时分到达预定地点。大家“哼哎啊”地像修桥工人大摇大摆地走近车站碉堡。一看，炮楼三面是很深的防护壕沟，上边拦着铁丝网，紧靠炮楼后面是敌人的弹药库。连长带几名战士抢步避开敌人岗哨，进到弹药库，刚刚把枪支弹药收了，敌人发觉动静，3个日本兵跑下炮楼朝弹药仓库飞奔赶来，“叽叽呱呱”地乱喊着，以为我们是铁路工人。我们向敌人射击，领头的一个鬼子被连长一枪击毙，第二个鬼子被排长击倒，顿时枪声大作，第三个鬼子不敢向前了，只见一群伪军乱窜而逃。连长带领我们冲进炮楼，缴了敌人的枪支。
这时车站北边铁路上，一批增援的敌人开来了装甲车。“快撤！”连长立刻指挥武工队，转身对我说：“李化民背一箱子弹走！”我背起子弹箱和一支三八枪，跑出炮楼，一口气跑了十几公里。几十公斤重压在我的肩上，放下休息时，我连吐了两口血，耳鸣目眩，昏倒在地。后来把我送去后方医院，治疗了20多天才恢复。
这次袭击敌据点胜利，受到上级的表扬，批准给每人发了一角钱（银元币值），用这些钱来慰问。
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调任衡水景县公安大队排长，后任队长，1946年调入军区教导团。
父亲与母亲在战火中相知相爱，1948年底结为革命伴侣。从并肩打"东洋"到携手战蒋匪，他们一路南下湖北，扎根鄂东南，把家安在了九宫山下。
1973年，父亲任通山县革委会副主任。一天，他带工作组到开发九宫山盘山公路检查，忽然看见修路工正挥斧砍一棵丈高松树。父亲急忙举手高喊：“斧下留树，切莫毁了！”他站在松树与修路工中间，“不准砍它，让它长大！修路可以右移3米”。好在父亲大小是个官儿，那棵松树得以保护住了。几十年后长成参天劲松，如今已成为五星级九宫山风景区的一个特殊景点。
2019年12月7日，父亲九十九岁走到他革命征程的终点。通山县委常委会决定并报咸宁市委批准，按父亲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掩埋在九宫山的那棵苍翠挺拔的迎客松下。大松树见证着他的永恒：“我深深地爱着通山的人民；通山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
兄弟携手守边关
姥爷的牺牲、父母的征战，红色家风在我们血脉中流淌。1965年9月，12岁半的我和14岁半的哥哥李志穿上宽大的军装，成了广州军区通信团的"娃娃兵"。父亲在回忆录里记下我和哥哥参军离家那天的场景："县委梁主任给哥俩戴大红花，我的岳母——当年送丈夫当红军的人，如今又送外孙去参军，她往孩子们挎包里塞满热鸡蛋，泪珠在眼眶里打转。我在欢送会上说：'孩子们，你们是全家的骄傲，我等着你们的立功喜报！’”
到了部队后，我与哥哥李志分在同一个连队，学习通信报务。我们勤学苦练，军事技术全科合格，半年后我兄弟两个“娃娃兵”光荣入了团。
1966年9月，中央军委命令组建中国援越部队第七支队，为保障通信联络，命令我们部队调10部无线电台配属七支队，预计秘密出友谊关，开赴越南战场。那时候美国人对越战争升级，实施“南打北炸”——对越南北方狂轰滥炸。毛主席决定发兵援越抗美。
10月15日，部队抽调105人组成特别通信分队。作战动员后人人争先恐后请战。我是激动又着急，着急自己年龄小，怕部队不派小兵上战场——我14周岁还差3个月呢！哥哥李志也不满16岁。报务主任单一兵给我出了个点子，我毫不犹豫，用缝衣钢针刺破手指，在白纸上写下了红色的“请战”和签名“李高”4字，交到连队党支部，对陈泽友连长说：“请战书不在于字多少，在于决心下的铁！”这份绝版铁血《请战书》送到团部。三天之后，“李高”——我的名字上了《援越抗美光荣榜》；哥哥李志的名字也在光荣榜上，我们一同去援越抗美。1966年11月，我和我的战友，跨过友谊关，秘密进入越南。我在五号电台，哥哥在一号电台，这是我兄弟俩出生以来第一次分别。年少别时并无泪，相约沙场立战功。
在越南战场，我和我的战友冒着美机的狂轰滥炸，坚守电台岗位，保障通信联络。
记得1967年8月的一天，美机轰炸我军驻地。我们电台在坑道内，发射天线架设在坑道口外。美机发射火箭弹，坑道口周围落下8枚，爆响了8声，1枚没有炸。这时电台联络突然中断。报务主任喊我：“李高，去坑道外看看天线有没有问题？”我快步冲出了坑道，发现拉在树上的天线被炸断了，自言自语地说：“难怪主台收不到我台的信号。”我下意识也是必须上树去重新拉起天线的，正抬腿准备爬树，突然发现眼前树根旁插着一枚未炸的火箭弹，我一惊，停住了脚，哑弹离我的右脚只有几米。
天线断落，电台不通，我该怎么办？在这难以预料的危险面前，我猛然想起自己出国前写血书请战的情景，想起姥爷姥姥、父亲母亲冒着日本鬼子的炮火冲锋的故事，我也不是孬种：这枚火箭弹是哑弹，“炸不炸由你吧！”豁出去了！我低头捡起天线的断头，接在拉绳上，爬上大树，把发射天线拉了起来，电台很快恢复了联络。
哥哥李志他们一号电台联络对象是国内总部，他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68年3月，完成任务，撤回祖国。那天朝阳升起的时候，我与哥哥李志在友谊关重逢了。别时虽无涕，此刻却泪流。
1978年12月，战斗的号角又一次吹响，我部奉命参加西南边境自卫还击战。我时任电台台长，我哥李志任营部书记，我与他相约：再次请战上前线！12月14日，我们的部队开往广西边境。我与哥哥李志第二次分别了，到各自的战位。我的电台是军区“前指”主台，驻二号坑道，联络对象是四十一军前指及其下属各师和先遣部队（前身是塔山英雄团）。战役期间我收发电报超万组无差错，带领全台完成通信任务，个人荣立三等功；我哥李志驻东线前指特别收发室，往返于前线指挥部与广州军区大本营之间转递战情。由于战时状态，成千上万份战况文件、报告、命令、图纸等信息因保密等级要求，不得使用有线或无线处理，必须直接纸印文字报送，而且组织纪律性、保密性、安全性和时效性有特别要求，因此，他的政治责任要求非常之高，精神高度集中，每2天一次乘飞机往返，常常是废寝忘食。自卫还击战役胜利结束，他受到表彰。
再后来，三弟李青也参军了；下一辈的两个男孩中有一个侄儿也当了兵。
人老思昔。今年，我已七十三岁了，那远在故乡埋葬姥爷姥姥的麦田、曾燃烧抗日烽火的冀中平原、美机狂轰滥炸的越南战场、兄弟镇守边关的往事，以及代代接力八一军旗的画面，常常在我脑海里闪现，我们自豪，我们骄傲，我们荣耀：
我们曾经当过兵！
我们曾经打过仗！
我们曾经为祖国而战！
编辑：岁月凝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