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漫过书桌时，指尖总忍不住抚过叠得整齐的旧军装 —— 四十七年光阴流转，衣料上的橄榄绿虽已泛白，可青海的风雪、闷罐车 “哐当” 的轰鸣，仍像在耳畔打转。更难忘母亲围裙上没擦净的面粉，红帽徽被她的目光焐得发烫，那没说出口的 “别受委屈”，比任何叮嘱都沉，压在心底，成了往后岁月里的暖。​

一、春风里的告别：那枚没说出口的牵挂​

　　1978 年 3 月最后一天的上午，公社大院的喇叭把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的旋律揉进东风里，晒谷场的麦秸都跟着晃。我攥着新军装的衣角，指缝里的汗把布料洇出浅痕 —— 这料子比大队长老证爷带我义务劳动时穿的粗布褂软，却少了田埂上的泥土气，总觉得不贴肤。　　​

　　老证爷把我、柏志平、陈宝祥往队伍里推，袖口蹭过胳膊，还是当年那熟悉的糙劲。队伍前头的闫排长，脸黑得像被高原太阳泡透的煤块，守侠姑娘凑过来咬耳朵：“俺家锅铲子都没这么黑!” 我笑出声的瞬间，瞥见人群后母亲正用围裙擦眼，围裙角沾着的面粉，是早上给我烙饼时蹭的 —— 她总说 “烙饼要烫面才筋道”，养我也这样，把牵挂藏在没讲完的话里。

　　​出发前那晚我突然高烧，床头粗瓷碗里，守萍姑娘熬的姜汤飘着药香。母亲坐在床沿，手掌始终贴在我额头上，像块温温的老玉。天快亮时，我听见她跟邻居念叨：“这孩子从小就犟，到了部队可别受委屈。” 我赶紧闭眼装睡，怕眼泪掉下来，反倒让她更担心。收拾背包时，我悄悄把母亲纳的布鞋塞进去，鞋里的艾草漫着清浅的香 —— 后来在高原的雪夜里，这香气成了最念想的家乡味。　　​

　　公社的欢送会在锣鼓声里开场，大红光荣花别在胸前，针脚细密得硌人。我们对着国旗宣誓，声音因激动发颤，像田埂上被风晃的麦秆。闫排长的嗓门比喇叭还亮：“把咱东庙公社最棒的娃，送进部队这个大熔炉里好好锤炼!”​

　　登上解放卡车时，我一眼看见刚生完小外甥、没出满月的二姐 —— 她站在人群最前头，围巾被风吹得飘起来，为了送我，特意赶了几里路。车刚开动，我扯着嗓子喊 “二姐再见”，她使劲挥着手，眼圈红得像熟透的柿子。后来二姐在信里说，我走后母亲坐在我空床上哭了整整三天，几乎没吃几口饭。　　​

二、雪地里的锤炼：那截冻硬的青春​

　　蚌埠火车站的阳光格外刺眼，闷罐车像只厚重的铁盒子卧在铁轨上。我们顺着车门走进车厢，芦苇席的潮气裹着干草味扑面而来，天窗漏下的光里，尘埃像受惊的小虫乱飞。闫排长关上车门，只留一道窄缝透气。“哐当” 一声闷响，火车缓缓动了，我凑在缝上往外望：站台上的人影、远处的房屋慢慢缩小，最后缩成模糊的光点，直到消失在视野里。　　​

　　车厢里渐渐暗下来，有人忍不住想家人，低低的啜泣声混着火车的轰鸣飘着。闫排长突然开口，声音格外亮：“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光荣的军人了!” 我们齐声应 “是”，那声音撞在铁皮车厢上又弹回来，满是热血沸腾的劲儿。夜里他教我们唱《战友之歌》，“战友，战友亲如兄弟” 的歌声轻轻回荡，有人跑调却没人发笑，大家都放低声音跟着唱，把心思融进歌里。　　​

　　火车刚到哈尔盖站，车门一拉开，凛冽的风裹着雪粒猛冲进来，寒气直往鼻腔里钻，冻得人鼻尖发疼。跳下车的瞬间，视线先被晃了 —— 远处的祁连山像裹着层碎银，雪顶在阳光下亮得刺眼;近处的草原没返青，枯黄的草尖裹着薄雪，被风刮得贴在地面上。天地间只剩白与黄，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在寒风里发颤。　　​

　　没走三步，身边就有人扶着车门弯腰呕吐;有人抱着头蹲在雪地里，指节攥得发白，声音发颤：“头疼得像被敲了闷棍。” 我也觉得太阳穴突突跳，每吸一口气都像吞进细小的冰碴，刮得喉咙发紧。裸露的手背没一会儿就冻得通红，连阳光都带着冷刺，落在雪地上的光反射回来，晃得人睁不开眼。这便是哈尔盖给我们的见面礼，壮阔里裹着凛冽，连风景都带着股考验人的硬气。　　​

　　直到后勤部门送来军皮大衣，粗粝的皮毛刚裹上身，暖意就顺着领口、袖口往骨头缝里钻。我把大衣领子立起来，遮住半张脸望雪山，忽然觉出那片冷白里藏着的庄严 —— 风还在刮，可裹着大衣的身子踏实多了，突突跳的太阳穴慢慢松快下来。原来高原的暖，得靠这沉甸甸的大衣，一点一点裹进心里。　　​

　　德令哈的风裹着冰碴子，我们刚跳下大卡车，寒气就往骨头缝里钻。刚到营地，鹅毛大雪就飘下来，落在军帽上没一会儿，就积了薄薄一层白。新兵连的帐篷在风雪里轻轻晃，唯有军旗始终挺得笔直，那抹鲜红像团燃着的火。班长教我们叠被子，手指捏着被角，一下下仔细压出棱角，“豆腐块” 在他手里似是有了魂。我练了半个月，手指磨得发红，总算能叠出像样的形状，可离班长的水准还差得远。​

　　队列训练时，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正步走的脚步声在积雪的高原上荡着回音。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头晕得厉害，但我咬着牙没松劲 —— 不愿被连长说 “不行”。投弹训练最难忘，起初我最多只能投二十米，连长皱着眉打趣：“这力道，扔出去先把自己炸了!” 我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心里憋了股劲，课间练、晚上也练，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也没歇。实弹测试那天飘着小雪，我深吸一口气，迎着风把手榴弹掷出去，看着它在空中划出弧线，稳稳落在四十米外的靶区，连长脸上总算露出了笑。　　​

　　射击训练更磨人，我们趴在覆着薄雪的砂石地上，一趴就是两三个小时，寒风裹着雪沫往衣领里灌，手冻得几乎握不住枪。可我眼睛死死盯着靶子，心里就一个念头：必须打好。最后十发子弹打了八十七环，班长拍着我肩膀喊 “好样的”，那一刻，冻僵的手好像都暖了。　　​

　　紧急集合最让人提心 —— 哨声一落，就得摸黑穿衣服、打背包，慢一步就落了后。有回一个战友没把背包打好，抱着被子往操场跑，雪粒子打在脸上，我们没忍住笑，他却红了眼眶。后来为了不落后，我们干脆不敢脱衣服睡觉，这事被连长知道了，在大会上批评我们 “投机取巧，没养成正儿八经的习惯”。我心里忽然亮堂：在部队里，纪律比啥都金贵。　　​

三、年轮里的回响：那截不会褪色的时光​

　　新训一结束，我被分到哈尔盖仓库当通讯员。跟我同批从四联大队入伍的还有三人，她们都去了装卸班。没过多久，陈宝祥被选去学缝纫机修理，柏志平转去学油料管理，刘广云也调到了保管班。有时看见战友去学开车，我心里难免羡慕，但也清楚部队里没有不重要的岗位 —— 无论守在哪里，都是为国防事业出力。​

　　仓库迁去德令哈后没多久，我也去了保管班。新仓库紧挨着火车站，在岗亭里站着，抬眼能看见火车进站，耳朵能接住鸣笛声，倒给寂静的营区添了些活气。轮到我站岗时，背上挎着半自动步枪，沿着仓库围墙慢慢转悠。夜里的风格外硬，刮过岗楼的铁皮顶，“呜呜” 地像谁在低声呜咽。每逢这时，我总会想起母亲说的 “到部队好好干”，心里瞬间就多了股往前冲的劲。　　​

　　后来处机关的战友在青藏线巴音河畔遭暴徒袭击，此后站岗改成两人搭档，还为我配备了全自动步枪。有天夜里飘着细碎的雪花，我站在两层高的岗楼上，寒风裹着雪花往衣领里钻，目光扫过漆黑的四周，最后落在铁路方向 —— 昏黄的路灯透过雪雾，在铁轨上洒下一片朦胧的光。忽然，远处雪地里晃过来一个人影，踩着积雪 “咯吱咯吱” 地走过来。我心里一凛，等那人近了些，大声喊：“口令!” 那人脚步顿住，空气静得能听见风刮过铁丝网的 “哗啦” 声，他却没有立刻应声。我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赶紧握紧枪托，手指轻轻扣在扳机护圈旁，眼睛死死盯着那人的轮廓，连呼吸都放轻了几分。过了几秒，才听见他带着颤抖的声音：“陈、陈班长…… 是我啊,木工班老林!” 我仔细辨了辨，才听出是林师傅的声音 —— 后来才知道，他修门窗错过了新口令传达，回来时才慌了神。

　　在高原的六年里，我学会了坚强，懂得了担当。当过团支部书记，做过设备科统计员，也因工作扎实立过一次三等功;战友们的欢声笑语、首长的关怀鼓励，都是最珍贵的回忆。每年过年，我们围坐在一起吃饺子，办联欢、搞比赛、看电影，即便窗外飘着雪，军营里也满是家一般的温暖。​

　　志平与宝祥都是当年的下放学生。志平刚入伍没多久，合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部队，可军务科长找他谈话时说：“现在你是军人，肩上扛着责任，不能说走就走。” 他攥着那张薄薄的通知书，指腹反复摩挲着纸边，最终还是压下了求学的念头，选择留在军营。​

　　1980 年 10 月，塞北的秋风携着凉意掠过营区，志平与宝祥从物资科、供应车的岗位上卸下军装，告别了朝夕相伴的战友，也告别了这片熟悉的营盘。我们送他们到车站，谁都没多说一句话，只是眼泪混着秋风，凉得人心里发疼。千言万语，最后只化作一句 “常联系”。而广云仍在物资科多守了一年哨位，直至 1981 年 10 月，才背着行囊，踏上归乡的路。

　　转眼到了 1984 年 1 月，百万裁军的浪潮席卷而来，我随部队集体 “兵改工”。那天，军旗下的风格外轻，我抬手敬了最后一个军礼，指尖触到帽檐的刹那，眼眶忽然就热了;当亲手把领章、帽徽从军装上摘下来时，胸口像被掏走了什么，连呼吸都跟着轻了几分。可我清楚，那段军旅生活，早已顺着年月刻进骨子里 —— 不是军装在身才算军人，那份当过兵的劲儿，早成了生命里拆不开的一部分。​

　　如今我总爱取出当年的军装，指尖抚过衣料上的旧痕 —— 那是哈尔盖雪夜站岗时，领口蹭的霜花凝成的白印;是投弹训练时，衣襟磨破又缝补的针脚;连袖口那点泛毛的边，都还沾着德令哈草原的沙粒。每一道痕迹都像个小开关，一触到，青海的风雪就漫过来：母亲纳的布鞋里，艾草香混着高原的寒气飘;帽徽上的红星，还带着当年被阳光晒暖的温度。

　　这些藏在时光里的牵挂与坚守，早成了我生命里最沉的宝贝。那段在风雪里守着的日子，像首唱不完的歌，在心里一遍遍绕 —— 它教会我扛住苦、守住劲，让我能稳稳接住生活里每一个挑战，也让我懂，军人的底色，从来都印在没说出口的坚持里。

编辑：兵心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