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曾是我的家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加之眼疾的困扰，使我无力跟上部队的铿锵节奏。一九八二年末，我怀着依依不舍，告别了军营与战友，转业到了山东菏泽印刷厂，成为一名普通的产业工人。出身农家，戎马十载，而今又投身工厂，静心细数，我竟凑齐了当年“工农兵”的时兴称谓，心中油然生出几分别样的荣光。
那时的山东菏泽印刷厂，是计划经济年代里响当当的国有正县级企业，主营扑克牌、火柴盒与彩色商标。厂区坐落于菏泽城区八一路北侧，大门两侧，“企业是我家，发展靠大家”的标语赫然醒目。穿过敞亮的厂门向北望去，七八栋高大的车间分列左右，气势恢宏。每日上下班时分，川流不息的自行车长龙浩浩荡荡地涌进涌出，一幅热火朝天、生机盎然的奋斗图景。
初入厂时，我被分配到统计科，在科长吴慧娟的带领下，一头扎进车间，收数据、填报表、写分析。或许是临时安排，或许是我笔下的生产分析尚有几分见地，不到一个月，我便被调任厂长办公室副主任──说穿了，就是一名专司文字的秘书。
那时的企业，恪守着“先治坡、后治窝”的信条，办公条件十分简朴。我与厂长杨大显、副厂长张福才、副厂长兼办公室主任刘之木，以及司机五个人，挤在一间不足十二平方米的斗室里。四张小巧的办公桌勉强塞下，与厂里红红火火的发展势头相比，确实有些不大协调，倒也彰显了那段岁月艰苦奋斗的鲜明特征。
厂长杨大显，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厂的童工，伴随着企业风雨数十载，对厂里的一草一木都饱含深情。他带领全厂职工以厂为家，滚动发展，推动企业实现了从铅字凸版印刷到平版印刷，再到平凸凹网彩综合印刷、主导产品扑克牌生产的“三级跳”。他与时俱进，紧跟市场导向，使扑克牌产品供不应求，彩色商标印刷客户盈门，企业得到快速发展，一度摘得“全国扑克牌生产第一大家”“江北最大印刷企业”的桂冠，成为当地响当当的国有企业利税大户。杨厂长本人也因此晋升为菏泽地区政协副主席。
在企业蒸蒸日上的红火岁月里，身为厂长办公室副主任的我，工作格外充实。除了印鉴管理等琐碎事务，更多的是舞文弄墨，制定规划、撰写总结、打磨典型材料、构思产品推介文案。于我而言，这些常规性文字工作并非难事，但工厂与工业领域的特殊性，于我却是一片全然陌生的天地。隔行如隔山，虽然有着十余年军旅生涯打底，可对于工业生产的门道，我几乎一窍不通。工艺、管理、产值、利税，皆是生僻字眼;尤其是走进生产车间，凸版、凹版、平版、孔版等印刷门类，烫金、过胶、上光、牙线等工艺工序，更让我如坠云雾──一头雾水。还有产、供、销环节的人、机、物管理调度等等，工厂简直就是一所包罗万象的大学校。好几次行文，我都因生疏而卡壳，不得不放下笔，跑到车间现场，向工友们求教。
现实的难题，逼着我像个小学生，虚心向工友学、向书本学、在工作实践中学。一番勤勉钻研后，我不仅很快补上了知识短板，融入了工厂节奏，也为日后任职工业主管部门企业管理科长，乃至走上单位领导岗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随着对企业的日渐融入，无数动人的画面映入眼帘：铅印车间党支部书记穆月冬，因公摔断了腿，伤情未愈便拄着拐杖坚守岗位;机修车间主任薛广安，为加速丝网印刷机的革新改造，干脆把铺盖卷搬到了现场，一两个月未曾回家;年近退休的老工人田书堂，痴迷于裁纸新工艺研究，摸索出的新方法为厂里创造了可观效益;青年干部刘良田，敢抓善管，带领车间职工月月刷新生产纪录。厂里的后勤与文化工作，同样有声有色：企业幼儿园连年获评地直先进单位，为职工稳稳托住了后顾之忧;企业篮球队在地直单位比赛中屡屡夺冠，大大提振了企业的荣誉感和知名度。更让年轻人倍感荣光的是，全城的择偶目光都聚焦到了印刷厂，每当大家报出家门，脸上都透着一股藏不住的自豪。“厂兴我荣，以厂为家”的信念，深深扎根在每一位职工的心底。
一桩桩、一件件饱含奉献与热忱的事迹，既教育着我，也鼓舞着我。我索性不分“八小时内外”，没有星期天概念地扑在工作上。凭着在部队从事宣传工作的经历，我向厂领导提出抓典型、树标兵、倡导主人翁精神、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等建议，很快得到采纳。厂里相继增设了墙报、黑板报，还创办了反映厂内动态的《菏印》厂报。技术革新能手薛广安、增产节约标兵田书堂、青年突击队长刘良田……一个个身边鲜活的先进典型，被推到了大家面前。为了让这些典型真实可学，我一次次深入工友中间采访，加班加点整理文字材料，一方面通过《菏印》厂报等平台在企业内部大力宣传，一方面积极推介到厂外，其中，刘良田、薛广安的先进事迹，先后被《菏泽日报》、菏泽广播电台等媒体采用，引起了良好反响。
辛勤的付出，换来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回报。办公室从拥挤的合署办公，调整为独立单间，让我拥有了更安静的工作环境;优于厂里中层干部的住房分配，解决了我的家庭后顾之忧;我还被企业评为一九八三年度先进生产(工作)者，享受了去嵩山少林寺、洛阳石窟等地的“劳模旅游”福利。悬挂着“山东菏泽印刷厂劳模旅游”红色标语的大巴车，从菏泽城区驶向一个个旅游景点，在那个年代格外醒目，坐在车上的我，至今想来仍觉无比荣光。
那年的年终厂长办公会上，分管政工的副厂长陈贵生十分动情，说我全年没休过一个完整星期天，提议为我补发一年的星期天加班费。这一提议得到了与会领导的一致赞同，最终我意外领到了一百九十多元的加班补贴──竟然超出了我两个月的工资。这不仅是一种物质奖励，更是一种温暖人心的付出认可，让我更加坚信，在这个公平公正的集体里，每一份付出都会被看见，每一份耕耘都能有收获。
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企业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与有声有色的思想政治工作，引起了地区企业政治部(后整体改为监察局)徐福增、姜怀胜等领导的关注。一九八四年春天，他们先后深入企业调研，对我撰写的“典型引路，制度管人”情况汇报及相关材料，给予了充分认可。几番考察之后，他们与厂领导商定，让我抓紧工作交接，一星期内前往地区企业部报到。
不曾想，这个消息传到了主管局新上任的局长胡公厘耳中，他当即安排政工科董瑛(后升任局长)去印刷厂，提前一步取走了我的人事档案。厂长杨大显曾与我打趣道：“你是被胡局长‘抢’走的哟!”
“先进生产(工作)者”的荣誉，加上两家地直部门的争相选调，为我一年多的工厂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纵然我在印刷厂的时光匆匆，纵然厂子早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但它在我心中刻下的印记，却始终鲜活如初。我永远忘不了车间里机器轰鸣的奋进节奏，忘不了工友们质朴热忱的笑脸，忘不了那个付出即有回报、充满公平与关爱的大家庭。它是我脱下军装后的理想驿站，更是我人生征途上一个温暖的港湾。那里曾是我的家，其情谊虽历经岁月冲刷，却愈发醇厚绵长。
编辑：开门见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