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绝·长沙简牍博物馆观感(四)

 艾哲文
 

　　简学穷研道更宽，

　　专家群起日中韩。

　　渐成显学千般景，

　　汇聚江河涌万澜。

　(2023-7-12)
 

　　延伸阅读：

　　长沙简牍博物馆李鄂权馆长谈

　　长沙吴简对东亚文化圈的特别吸引力
 

　　 (一)

　　走马楼J22号古井中出土的10万余枚三国孙吴纪年简牍，包括木简、竹简、木牍、签牌和封检等，其内容可大致分为经济文书、司法文书、民籍、账簿及名刺等类，涉及三国孙吴黄武元年至嘉禾六年间(约公元222年至237年)长沙郡临湘县(今长沙)的乡里丘行政区划、赋税租调、吏民户籍、田亩制度、司法审判、军事调度等，完整、准确、集中地反映了三国时期孙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百姓生活等社会基本面貌。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继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文书之后，在古代文献资料出土方面又一次重大发现。简牍出土数量超过此前全国已出土古代简牍的总和。此后，在中国南方，尤其是湖南地区古代官署内外的古井中，又陆续发现了许多简牍。从这批吴简出土时起，工作人员经过多年艰辛细致的整理，已完成10万余枚简牍清洗揭剥工作，其中有字简近8万枚，无字简牍2万余枚;绘制吴简揭剥平面图6大册，工作笔记30余本、达100余万字，为学界对吴简的复原研究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资料。吴简的整理出版是吴简保护的重中之重。近年来，长沙简牍博物馆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合作，邀请胡平生、李均明、王素、罗新、邬文玲等专家开展整理研究工作。在吴简的整理释读过程中，专家们会对简牍的拼接、编连的顺序等进行调整，有的断简可能会拼成一支;有的简牍可能被编入另外的简册。这时，它们除了出土编号外，又有了一个出版编号。在重新编号和出版过程中，我们统计到长沙吴简中有字的竹简共73678枚，大木简2194枚，竹木牍、签牌375枚，总计76247枚。近年来，这些研究成果被陆续整理出版。目前，长沙简牍博物馆已出版吴简图书10卷、29册，近8万幅图版，达200万字。其中，《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玖)2021年获得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这是出土文献类图书首次获该荣誉。

　　(二)

　　以汉字为载体的书写文化和以汉字为表达手段的儒家思想，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便成为中日韩三国共同的文化要素，也成为东亚简牍文化的象征。近年来，东亚各国先后出土了许多记载东亚地区文化传播情况的汉字资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简牍资料。例如，中日韩三国均出土了《论语》木简。韩国出土的《论语》书写在一种多面体木简——“觚”上;中国虽没有发现“觚”上书写的《论语》木简，但西北边境地区发现了大量用觚书写的汉代木牍;日本则出土了书写有《千字文》的觚。由此可推断，朝鲜半岛的文字文化受到中国汉代书写方式的影响，后来又将其传播到日本。简牍研究是构建东亚古代历史新认识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之一。虽然中日韩三国出土简牍有地域和时代差别，但将其置于整个东亚文化背景中进行比较研究，才可能描摹出三个国家文化的谱系和各自特色。长沙走马楼吴简出土以后，引起了日、韩等国学术界密切关注。东京成立了吴简研究会，并定期有吴简研究专辑出版。日本东京大学，韩国汉城大学、庆北大学的学者定期来长沙观摩简牍，交流研究心得。目前国内外共出版吴简研究专著和论集30余部，发表研究论文700余篇。在长沙召开了三次国际简牍学术会议，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系据中新社专访文章整理。原文作者为 白祖偕 向一鹏)

　　(本组图片均为哲文摄)

　　2023年7月13日发

　　2023年195期、总第02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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