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海燕

　　

　　一、1994年5月12晚

　　1994年6月8日，铁道部召开全路电话会议，通报上海铁路局南昌分局南昌客运段北京车队(即67次68次列车)敲诈勒索旅客的严重路风事件。这起事件，也是多年以来较为严重的路风事件。因为电话会议召开的时间是6月8日，铁道部把这一事件定为“6.8路风事件”。

　　其实事件的发生，并不是6月8日，而是1994年5月13日。作为当事人，让我详细叙述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5月12日下午，我从《人民铁道》报下班回来，在中国铁建的大院里，见到17局5处宣传科长王福兆，此时，他是17局京九铁路指挥部的宣传部长。他问我：“准备去京九工地吗?”

　　我说：“近期去，具体哪一天未定。”

　　他说：“你干脆明天跟我一道走吧，我订了3张卧票，就我一个人，不然就浪费了两张。”

　　我说：“时间太紧张，还有几件事要办。”

　　王福兆说：“你今晚把几件事办完不就了啦。”

　　我答应说：“好!”

　　当晚，我先到吕正操政委家，向他汇报了交待我办的事情。之后，又到《人民铁道》报副社长王廷彦家里，谈什么事情记不得了。第三件事，是17局老局长陈孔安退休，新局长丁原臣接任，二人在北京交接，他们要和我交流一些情况。三件事办完后，已是深夜12点了。
 

　　绿皮火车
 

　　二、引子，一张上铺票号

　　南昌客运段值乘的67次列车，早晨7点钟从北京站发出。5月13日晨，我和王福兆5点钟便从玉泉路乘地铁急匆匆赶往北京站。

　　福兆对我说：“今天跟你大记者乘车，我要沾光了。”

　　我说：“沾什么光?”

　　他说：“吃客饭，坐软卧。”

　　我说：“我们有硬卧票，何必去麻烦列车上的同志呢。”

　　到了北京站，我们买了几盒方便面，买了一斤酱牛肉和几包榨菜就上车了。我们的卧铺在13号厢的第4组。我下铺，福兆中铺，还剩一张硬卧上铺票号，我保管着，想待列车员巡查车厢时交给她，在卧铺极其紧张的情况下，能多解决一个人的卧铺也好。

　　列车开行1小时后，一位佩戴“1719”号胸牌的女列车员巡查车厢，我把剩余的那张硬卧铺的票号交给了列车员。想不到这位列车员喜形于色，把票号朝票夹里一塞，转身就走。连一声“谢谢”都没留下。她这反常的举动，使我瞬间意识到，这张票将有故事发生。

　　就在列车员拿走那张票号的瞬间，我对面的一个旅客，“刷”地一下站了起来，头“嘣”地一声撞到中铺的铺板上。他对我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你们有一张卧票呢?那样，我除了补上正常的车票钱(铁路职工乘车，凭铁路免票乘车，只在车站拿票号，不付钱)外，我给你们两人300块钱，足够你们到南昌这一路的饭钱。

　　这位旅客的话，引起我的注意。“怎么!你没有卧铺?那你是怎样到卧铺车厢的?”

　　他说：“是通过一个姓熊的列检上的车，他答应上车后给我解决卧铺。”

　　我问：“要给他多少钱?”

　　他答：“除正常的硬卧钱外，另给列检400元。车票钱是车票钱，400元是另给的。”

　　我问：“你怎么认识这位姓熊的列检的?”

　　他说，他是南昌医疗器械厂的职工，专门跑业务，在全国各地推销医疗器械，因为买火车票太难，通过朋友认识了这位姓熊的。

　　他说：“只要给钱，线再长都能牵起来。”

　　这时，姓熊的列检走了过来，对南昌医疗器械厂的这位旅客说：“卧铺解决了，在宿营车(供列车乘务员休息的车厢，往往挂在列车的最后)18组的下铺，你可以过去了。”

　　医疗器械厂的这位旅客携带3个大包，一个人背3个大包，穿行若干卧铺车厢十分不方便。

　　我说：“你背两个包，我给你扛一个，我把你送过去。”

　　车厢内，十分炎热，待我把他送到宿营车厢时，热得我浑身是汗。他对我说：“你在宿营车休息一会再回去。”

　　于是，我们就坐在18组的下铺上聊起天来。

　　三、新线索又出现了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一个穿白大褂的列车厨师，穿过宿营车要到歺车上班。这位厨师走到17组卧铺时停了下来，低着头问17组下铺的一位旅客：“昨夜睡得好吗?不热吧?”

　　此话引起我的注意!昨天，除本次列车的值乘人员在车上休息外，任何一个旅客都不会在列车上睡觉。他为何问旅客睡得好不好这个问题呢?我判断17组下铺这位旅客，是从北京的停车库上车的，昨夜就睡在列车上了。

　　17组下铺的旅客身上盖着白布床单，很客气地回答厨师：“很好!很好!给你添麻烦了。”

　　厨师微笑着说：“等会吃中午饭，我来喊你们。”

　　说罢，他走向歺车。

　　为弄清17组下铺旅客的身份。于是，我趴在18组铺位的窗口上，向外瞭望。从心理学的角度论，这种接近，虽没有语言的交流，但已是心理的一种接近了。

　　片刻后，我问17组下铺旅客：“您是到南昌出差吗?”

　　他答：“不是。是回江西。”

　　这时，睡在17组中铺的旅客探出头来说：“这是我们江西清江县的县长，带我们到北京出差的。”

　　我问：“你们两人?”

　　他答;“不!4个人。”

　　我说：“这年头出差难，车票太难买了。”

　　他们接着说：“是的，不是歺车厨师帮助，我们搞不到这4张卧铺，昨天晚上就上车了。”

　　我说：“也得给人家点好处费啊。”

　　县长说：“那当然，不然，人家也不肯帮忙。”

　　关于多少钱，我没有再问。通过一番交谈，了解到安排他们上车的这位歺车师傅叫周X华。

　　(图片来源网络)

　　四、与熊列检对话

　　我从宿营车回到原来的卧铺上，见姓熊的列检站在硬卧车厢的门口，我走上前去，拍他一下肩膀：“熊师傅，你还认识我吗?”

　　他上下打量我一眼说：“不敢认识。”

　　我说：“贵人多忘啊。上个月我从南昌出来，不是托你解决一张卧铺吗?”

　　他立即改口说：“我想起来了，我还给你解决一张下铺呢。”

　　我说：“对，对，在宿营车。”

　　我邀他到我的铺上坐一坐。他坐下，毫不掩饰大谈怎么给旅客解决卧铺的事。

　　我问：“列车从南昌开出，到列车返回南昌，列车长给你安排几个旅客的票额指标?”

　　他答：“4个。来回各两张。”

　　又问：“一张票400元，这一个来回，4张票就是1600元啊。那你一个月要值乘几次呢?”

　　他答：“4次”。

　　我说：“那你一个月外快就捞5600元?”

　　他说：“这算什么，歺车大厨哪个月不捞1万多元，1年能挣出一座小楼出来。”

　　他又说：“跑一趟车，不弄两斤龙井，两条红塔山抽抽，谁给共产党跑车。”

　　我问：“如果车长不让你安排旅客呢?”

　　他抖抖手中的一把钥匙，弄得“哗哗”响。反问我：“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给列车看病的。不让我安排旅客，我把列车的空调线剪断，热死这些兔崽子。”他所说的“兔崽子”，无疑是指列车上的乘客。

　　这时，他开始骂起来：“中国都叫XXX搞坏了，就是那个死去的人活了，也治不好中国了。”

　　我警告他：“莫谈国事。”并指着我对面下铺的旅客对他说：“这是北京铁路分局电务段的陈段长。”同时，我也是提醒陈段长，对他的这一段表述，将来作以证实。

　　五、上铺票号的故事

　　列车到达石家庄车站后，我那一组卧铺的上铺终于来人了。他把包推到上铺，嘴里骂一句：“真他妈的黑，多收了几百块钱。”

　　我判断，他被敲诈了。

　　等他情绪稍稳定之后，我开始了采访。我说，我想在石家庄做点生意，可是怕租不到房子。

　　他对我说，他就是石家庄的，住在哪个区哪条街，街上的可租房甚多，他可以帮我联系。我掏出本子，让他把姓名，住址，电话记在我的本子上。此人叫赵茂彬，家住石家庄桥西区东里村互助胡同9号，在石家庄市青年路517号开店做生意。

　　就在他写的时候，本车厢的列车员从走廊里走过，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片刻，她把那位旅客喊到了乘务室，关着门谈了10多分钟。

　　赵茂彬走出乘务室时，表情特别沮丧，收拾行李，要离开我那卧铺的上铺。我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列车员把那张票又收回去了，400块钱又退还给了他。

　　我心里明白，列车员发现赵茂彬在我笔记本上写东西时，她可能在票夹里查看我作为记者使用的全国铁路通行免票，故而收回了那张卧铺票，退回旅客的400块钱。

　　王福兆埋怨我：“心急吃不了烂豆腐，你说你急于采访干嘛?你看，煮熟的鸭子飞走了。”

　　我说：“故事没完，戏还要演下去。车到郑州，这个列车员下班，下一个列车员接班，这个铺位还有大戏上演。”

　　

 

　　下午6点15分，列车到达郑州。一个胸牌为“1728”号的列车员接班。这时我那组的上铺，又来了一位叫韩中元的旅客。韩中元是18局4处吉安桥梁厂的职工，带着妻子和3个孩子去京九铁路的吉安桥梁厂。列车员见韩中元拖儿带女坐车困难，需要卧铺，开口向韩要600元，说给他解决两张卧铺。

　　韩中元说：“自己是出差免票，办卧铺不要钱。老婆和3个孩子享受探亲票，办卧铺只需补卧铺差价。”

　　列车员不同意，坚持两个卧铺要600元。韩中元说：“身上只有500元，5个人一路还要吃饭。到樟树下火车，还要买从樟树到吉安的汽车票，钱都给你，我们路上还活不活了?”

　　列车员说：“照顾你，两张铺给400元吧。”这样，韩中元掏出400元买下我退掉票号的那个上铺。而答应的另一个卧票并没有着落。

　　韩中元向我诉苦：“妻子在农村干一年的活都挣不到400元，没想到自己建设京九铁路，坐火车去工地竟被列车员敲诈勒索了400元钱。

　　我安慰他：“放心，这400元钱，火车到樟树车站前，我一定让她退还给你。但是，你要站出来证明，她的确敲了你的竹杠子。”

　　韩中元伸出胳膊让我看，“你看，我已经把她的胸牌号写在胳膊上了。”我仔细一看，韩中元的胳膊上写着“1728”几个数字。

　　六、夜间的列车上

　　晚十点后，卧铺车的灯关闭了。我见一位背着笨重行李的旅客从硬座车厢挤进了硬卧车厢。经过了解，知道此人叫董良光，是福建长乐县港口针织厂的老板。他从郑州去岳阳。列车从郑州开出几个小时，他一直待在硬座车厢。他通过乘警，补一张到岳阳的卧铺，乘警向他要了200块钱。

　　列车到达信阳，我所在的13号车厢有3位旅客要下车，喊列车员开车门，在车厢里跑了几个来回，也没找到列车员。其中一位旅客说：“快!快!从硬座车厢下。”他们刚刚离开硬卧车厢，列车开动了。一个人高喊一声：“我们只能到孝感下车了。”

　　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循车厢找列车员。在16车厢的乘务室，发现3名女列车在那里正在分钱，实则是把敲诈勒索的钱，进行又一次分赃。我怒不可遏，质问她们：“谁是13车厢的列车员，在信阳站为什么不开车门?要知道你们分脏，是对人民的犯罪!”

　　说罢，我又回到13车厢，拉起被单作睡觉状。片刻，那位姓熊的列检走进13车厢，嘴里不干不净地骂：“刚才是谁多管闲事?你睡你的觉，下不下车，开不开门，与谁有关系吗?”说完，他离开了13车厢。

　　列车到达武汉，车外站台上一片噪杂，就像海浪扑打着一块礁石，如海潮般的人群涌向这个刚刚停稳的列车。共和国的铁路，人民的列车，在那个时代，那一趟不是如此紧张啊?
 

　　过去绿皮火车的记忆
 

　　列车从武汉车站开出，13车厢，又上来4位旅客，他们是湖南邵阳劳改局的警察，从武汉去长沙，他们是通过乘警的关系上车的。除车票外，每人又多收了150块钱。其中一个人问：“这多收的钱，回单位怎么报销?”另一位答：“只能打白条，我们4个人，你给我证明，我给你证明，互相证明呗。”

　　经过多方面调查，我了解到，本次67次列车，编组为18列，有52位乘务人员。宿营车有卧铺54个。为了捞钱，车上划出12铺作为出售用。就是说1组到14组的42个铺住供乘务员休息。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列车从9组到18组全部卖掉，每个铺收取不等的好处费，仅留下24个铺位供乘务员使用。由于乘务员休息不好，许多乘务员在值乘时离岗，跑回宿营车找空铺睡觉。

　　七、车上摊牌

　　车过新余车站，距樟树车站还有25分钟的车程，我准备和列车长摊牌了。我和王福兆，以及18局的韩中元背起行李走到硬座车厢的车长办公席，与车长交换意见。车长叫张X德。他说：“你是干什么的?从北京坐一路卧铺过来，还不满意，毛病不少嘞!”

　　我答：“我是《人民铁道》报的记者，在这趟列车上发现不少问题，我有责任向你通报。”

　　“《人民铁道》报?噢，你的总编是我的老朋友，前不久还坐我的车呢。”他想吓唬我。

　　我答：“你的领导，也是我的领导，我也认识他。”

　　他问：“是谁?”

　　我答：“铁道部韩杼滨部长。”

　　他一下软了下来，马上客气起来：“你说，有什么情况通报?”

　　我说：“13车厢1728号列车员敲诈中铁18局4处韩中元400块钱，请让她立即归还!”

　　韩中元立刻站到车长面前证明此事。

　　这位张车长叫副车长吴X中喊来了1728号列车员，证明确有此事，并当面退还了400块钱。

　　这时，张车长拿出一张纸来，让我出具证明，由于列车接受批评，他们及时改正了错误。

　　我把笔纸推到一边，向车长严肃指出，敲诈韩中元只是本次列车敲诈勒索旅客的冰山一角。全车已经形成一个祸害旅客的值乘团队。我希望你把我意见转达给车队领导，客运段领导，自查自纠。不日，我将赴南昌了解你们自查自纠整顿路风的实际效果。”

　　这时，列车抵达樟树车站，我由此下车，旋即赶往兴国京九建设工地。

 

　　作者简介：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协会员。


编辑：兵心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