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铁道兵大院的记忆
梅梓祥导读
近日，原铁道兵史料办公室主任樊鸿锡老先生90岁生日，我和他的家人共庆，不由想起早些年樊老之子樊晓军撰写的《铁道兵大院的记忆》，由我编发在《中国铁道建筑报》上。
铁道兵1948年组建，指挥中心即机关随部队抢修先后驻哈尔滨、天津、朝鲜，修建黎湛、鹰厦铁路，又分别驻贵县、南平，1957年3月正式进入铁道兵大院即现在的中国铁建大院办公，迄今近70年。
在这个大院出生、辞世，服役、复员转业的十万人以上了吧。乡愁，是指深切思念家乡的忧伤心情，无疑，这座大院被一代代人、被海内外无数的游子牵念。因而，多年来，经常在网络上看到写铁道兵大院的文章和照片，也时常遇见五湖四海曾在大院工作、生活过的人员，来京到大院走一走看一看，拍照、摄像留念。故乡，如同亲情，写不完，看不够，有鉴如此，我将《铁道兵大院的记忆》在公众号再发一次，以安抚游子的思乡之情。
樊晓军的《铁道兵大院的记忆》，是一篇饱含真情、颇具史料价值的回忆散文。作者以铁道兵子弟的亲身视角，将自己在大院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经历娓娓道来，没有宏大叙事，着眼大院的一砖一瓦、一情一事，细致还原了上世纪中后期铁道兵机关的办公居住环境、日常文娱生活，从简陋的办公楼、家属楼，到充满欢声笑语的篮球场、游泳池，再到难得的电影放映、文工团精彩演出，每一处细节都是那段岁月的真实写照，留存了铁道兵大院的历史风貌，也展现出铁道兵艰苦朴素、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这是几代铁道兵、铁二代的集体乡愁，饱含对铁道兵部队、对大院岁月的深情，读来感人至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铁道兵大院北门
铁道兵大院的记忆
樊晓军
我父亲是1969年调铁道兵司令部工作的。我和母亲是1970年随军到铁道兵大院。我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一直住在这所大院，亲身经历了铁道兵大院的沧桑变化。
我父亲从1980年开始收集整理铁道兵的党史和军史资料。1997年父亲退休后，根据工作需要，直到现在他一直坚守在编写铁道兵史料的岗位上。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就使我有机会涉猎铁道兵的各种史料。儿时的耳濡目染，加上对铁道兵历史的认知，使我对以艰苦奋斗著称的铁道兵大院的人和事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解放军各军兵种及总后勤部的大院从东向西都建在复兴路的南侧。铁道兵大院建在复兴路的最西端，再向西就是庄稼地和菜地。大院的占地面积与其他军兵种相比是最小的，建成的办公楼只有四层，司、政、后三大部及铁道兵首长都挤在这幢楼内办公，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为铁道兵的领导同志盖了一幢所谓“常委办公楼”。家属宿舍是一色的青砖灰瓦的三层楼，每个单元的建筑面积都不超过70平方米，而且大部分是两家合住一个单元，生活极其不便;绝大部分的单身干部都住在筒子楼内。在大院盖了几幢所谓“将军楼”，也是一色的青砖灰瓦二层楼，一幢楼由两家住，每户的平均面积大约250平方米。铁道兵大礼堂，中间由若干钢筋水泥柱子支撑着屋顶，没有空调，夏天在礼堂看电影特别热，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才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翻修，去掉了中间的柱子，安装由鼓风机通过铁管子向礼堂里送冷风，基本上解决了夏天礼堂太热的问题。1984年铁道兵并入铁道部以后，铁道兵大院基本上是一分为二：一半是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一半是总政玉泉路老干部管理处。虽然几经拆迁，令人欣慰的是毛泽东主席的塑像依旧矗立在大院的中心广场上。总公司在修建铁建大厦时，因施工需要，铁建出资将主席塑像整体向南移动了8米。现在的塑像成为铁道兵大院唯一的标志。大院的人们和已转业到地方的“老铁们”，只要到大院来，都自愿到主席塑像前留影，以表示对毛主席的崇敬和对铁道兵大院的留恋。
铁道兵大院筒子楼
铁道兵大院“将军楼”
尽管铁道兵大院的占地面积不大，但铁道兵的领导为了方便机关干部家属及其子女的工作和生活，在院内建起了2个食堂、服务社、家属工厂。最受机关年轻人和我们这些孩子们欢迎的是在大院广场的两侧建起了两个灯光篮球场和大小不同、水深不同的两个游泳池。大院经常组织机关干部和分队战士进行篮球比赛，有时也组织铁道兵各师的篮球队来京比赛。使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邀请八一篮球队来大院进行球艺表演。运动员大个子穆铁柱，顶天立地，一手遮天，具有绝对的空中优势;而小个子队长，在运动场上非常灵活，神出鬼没，配合默契，那才叫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不时受到观众的热烈鼓掌欢迎。
铁道兵大院的游泳池，与其他军事大院比，建设得比较早，我们这些孩子们几乎每天晚上和周末、暑假都到游泳池中去锻炼，先是在小池子里学会游泳，再到大池子里去游，儿时在池水中尽情嬉戏打水仗的情形记忆犹新。我们大院的孩子大部分都在对门的北京市十一学校学习，有一次学校为纪念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在铁道兵游泳池举行一场游泳比赛。我参加了蛙泳、仰泳的角逐，因为地利上的优势，我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有了儿时练就的潜水本领，遇到大河时就能不用摸着石头游到彼岸了。
铁道兵礼堂电影票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大院的群众性的文化生活非常缺乏，我们小学生放学后就是用烟盒纸折成三角，玩拍三角。绝大部分家中没有电视机，我记得老办公楼的一层会议室有一台电视机，只有晚上才开机。办公楼不准小孩进，我们只能扒在一层会议室窗台上看电视;看一场电影就是一种享受。每一次在广场上放电影我和爷爷都提前吃晚饭，搬着小板凳去占据有利位置。记得有一次是冬天，在广场上放电影，因天气太冷，手脚都冻麻了，只好不停地跺脚，只听广场上有节奏的跺脚声，哪里还有心思看电影。当时经常看的电影叫“三战两哈哈”，所谓“三战”就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两哈哈”是指有关“西哈努克和古巴哈瓦那”的影片。当时的电影纪录片也很少，有的纪录片反复演。我记得有一部科教纪录片叫《小太阳》。影片描述了一群与我们年龄相近的小朋友，设计制造一个小太阳改变寒冬气候的故事。在当时我们的大院里经常听到《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歌词中有一句是“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有一次上常识课，我们这些孩子们就天真地问老师：“太阳冬夏温度不一样，小太阳夏天的温度会怎么样?要是太阳不落，是不是没有黑夜了?”这一提问使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当时最受欢迎的是大院礼堂经常放映的“过路片”。1970年左右铁道兵一位主要领导担任了国务院文化组的领导，凡是进口片或港台片都必须经文化组领导审查，所以铁道兵礼堂就不时地放映一些“过路片”。每逢在礼堂放“过路片”，机关干部都是凭票入场，机关干部的家属、小孩是没有资格享受这种待遇的。有一次礼堂放映一部西欧的电影，我爷爷和其他几位老人搬着小板凳，排着队也想进礼堂看电影，门卫查票，他们说：“我们没有票，不占礼堂的座位，我们有小板凳。”门卫说：“这是内部片，只给机关干部看。”老爷爷们一听就生气地说：“我们都是干部的爹，也不行吗?”使得门卫哭笑不得，也只好放行。可我们这些孩子们，怎么软磨硬泡，没有票就是不准进。后来我们想办法收集各种颜色的用过的门票，待放电影时，我们就根据当场门票的颜色，拿着同样颜色的门票在人多拥挤时在检票人前一晃就混进去了，而且屡试成功。
1977年4月30日，中央军委授予铁道兵第11师53团12连 “唐山抗震救灾抢修突击连”、铁道兵第14师68团7连 “唐山抗震救灾抢修先锋连”的荣誉称号，两个连队来到北京参加命名大会，受到铁道兵机关和部队热烈欢迎。
铁道兵文工团包括歌舞团、话剧团、杂技团，他们经常组团深入到铁道兵部队的施工现场进行慰问演出，受到了广大官兵的热烈欢迎。他们在大院礼堂的每一次演出，只要有时间我都去观看。他们演出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海港》等，我觉得与国家的京剧团的演出相差无几。板胡独奏家朱学义的演奏及其搞笑的演出风格给人以美的享受。我一个要好的同学杨雄，他父亲是一个乐器演奏家，他一个人打击和吹奏多种乐器，使整个舞台上锣鼓喧天，俨然就像一个小乐队。以滑稽表演著称的双胞胎刘全和、刘全利，每次充满戏剧色彩的演出，都给观众带来开怀大笑和艺术的享受。他们的表演赢得国家和世界的肯定。他们不仅是国家的一级演员，也是国际幽默大赛“金小丑”的获得者。从文工团走出去的歌星孙悦，她美丽动听的歌喉，在国内外赢得高度的赞赏;文工团袁德旺不仅在电影《大腕》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央视文艺部任导演，他创办了《文化视点》《朋友》等栏目，还担任了两届央视春晚的总导演，他被评为首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的最佳编导奖和“最佳成就奖”。曾担任文工团副团长的焦乃积，被誉为“十锦杂家”，他离休后被聘为央视文艺部的艺术指导，是连续7年央视春晚的总体策划和艺术指导。他写了90部小品，其中《笑比哭难》《追星族》《打扑克》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黄荣森作词、郑志洁谱曲的《铁道兵志在四方》这首歌曲，以优美的旋律和朴实的词句，热情歌颂了铁道兵战士艰苦奋斗、志在四方、逢山凿路、遇水架桥，为祖国编织铁路网的豪情壮志。这首歌铁道兵人人会唱，开会必唱，一些退伍到地方的铁道兵干部、战士，只要聚会都用这首歌凝聚他们的亲和力……
中国铁建大厦南侧的毛主席雕像
樊晓军，中国轻工业总会高级经济师。
编辑：开门见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