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铁二局是铁道部四大工程局之一，局长刘文、党委书记黄新义(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的胞弟)，都是正局级老干部，管辖11个工程处，10多万职工。该局机械车辆多，技术力量雄厚，承担着成昆铁路中段的施工任务。

 

       1967年初，该局受文化大革命上海“一月风暴”向走资派夺权的影响，各级多数干部被夺权靠边站，工人停工闹革命，使修路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严重影响着成昆铁路的按期完成。为此，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名下达指示：令铁道兵以十师为主，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铁二局，负责抓革命，促生产工作。

       师从各团和直属队抽调了200多名营连干部，兵部机关派来20多名司局处级干部，由鞠远贵副师长为队长统一领导。配属宣传队的还有凉山军分区驻甘洛县的6913部队独立团。
 

 

       支左是一项新任务，责任重大。二月底，把本师抽调的干部，先在西昌集中，进行了简短的学习培训，三月七日出发赴甘洛县。

       甘洛县城小，单位和居民少，铁二局的革命形势完全左右着甘洛县。

       三月七日下午，铁二局和甘洛县联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8815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甘洛的仪式和欢迎大会。

       三月九日，由鞠副师长主持，召开了铁二局机关职工和群众组织参加的超万人大会，成立了由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并决定把大部分宣传队员分派各处和有关单位，成立相应的“三结合”领导小组开展工作。

       起初，五连连长何孝林、二十连副指导员刘云清、五十团十一连副指导员马忠魁和我四人留在局机关当联络员。这时候，我们两人一组，身挎手枪，走街串巷，要看，要听，要问，要抄，或直接找工人和干部，找群众组织头头询问，了解情况。再思考分析，向领导汇报。

       其行动是自由公开的，人身是安全的，更无人敢抢我们的枪。甘洛县城和铁二局有几十个群众组织，人多的过百人，少则只几人。名称五花八门，但都挂着什么“战斗队”、“兵团”、“总部”等等。奇怪的是有一个“五尺枪战斗兵团”找不到其办公地点，后来看见一人刷署名“五尺枪”的标语，经问说“就我一个人。”“一个人怎么称战斗兵团呢？”他回答：“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一个人为什么不能造反？我既是战斗员，又是司令员，能直接参加会，若大联合时，说不定还能捞个一官半职干干。”话说的很直爽，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
 

 

       约三月二十日，兵部机关的人来了，这些人年龄偏大。因是上级机关来的，不便安排他们去基层单位，都留在局机关。在此情况下，何孝林和我被派到局直居单位技工学校。

       技工学校是科级单位，实为汽车修理厂，有一千多人，干部子弟多，距县城近，我俩有机会参加鞠副师长召开的学习汇报会。

       同样，我俩先做调查。召开座谈会，找干部谈话，听取各种意见。多数干部和工人对我们是信任和支持的，希望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秩序和安全的生活环境，尽快恢复生产。

       在征得多数干部和工人同意的基础上，成立了“三结合”领导小组，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提出要求，恢复生产，并接管了广播室，不允任何个人和组织播放互相攻击、不利于团结和生产的稿件内容。需要广播的要经我们审查批准，或由我亲自广播，把舆论工具掌握在我们手中。

       经过一个来月的努力，上至局机关，下至处段、工厂医院的工作生活秩序，走向了正规施工任务上去了，形势好转了。但好景不长，有北京以北大聂元梓，成都以川大江海云为首的组织，派人来甘洛串联并煽风点火。自称打着中央文革小组的旗号，说我们“以生产压制革命，实行资产阶级路线，大方向错了。”指责军宣队是“带枪的刘邓陶，黑军队保皇派，是破坏铁二局革命的罪魁祸首”，戴了一大堆黑帽子。还扬言要揪出黑后台，赶走军宣队，砸烂大联筹(我们支持的大联合群众组织)。

 

       他们最恨的是军宣队，时时处处进行刁难和破坏，我们的行动受到限制，还想抢我们的枪。我们只好把枪收起来交6913部队入军械库保管。

       他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于领导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要打倒，开批判会搞疲劳战，体罚折磨，不让休息。有的受不了就自杀。如局宣传部长王世杰用刀刺胸脖自杀致死。

       对钢铁长城的人民子弟兵也搞威胁和人身攻击。如在运输处支左的汽车营一名副指导员，在开车外出时有人故意在路上设陷，致翻车牺牲。这时候，我们已无法正常工作，为避免坏人暗害，晚上三三两两躲在山上，等夜深人静了才回住处。

       铁二局开批判会和搞游行还有别于其它地方，群众组织戴着安全帽，穿着统一的工作服，手持钢钎撬棍、铁棒大锤等凶器，那种气势凶凶的架势，会给人一种威慑和恐惧感。

       面对这种形势，宣传队的同志都处在困惑、迷茫和不理解之中。在“最高指示”中找不到答案，自己拿不出办法，怎么干不知方向，抓革命促生产错在哪里？师党委和师支左办公室不见表态，鞠副师长比我们更急。只好赴北京请示兵部领导。

       当时兵部主持工作的是郭维诚副司令员。

 

       十几天时间过去了，不见任何消息。“五一”劳动节也没见郭副司令上天安门城楼亮相。因为领导人能不能上天安门城楼这是一个政治风向标，标志是不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领导干部。既然郭副司令没有紧跟，那说明我们也错了。

       这时候，铁二局的形势更乱了，我们的人身安全也成了大问题，大家处于恐慌之中。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为了自保，兵部来的那些老同志先自行撤离，各处(段)的人也先后分散回部队了。局机关还有10人(包括何孝林和我)也想走，但找不到汽车。后来有人用地方电话，和峨边师转运站取得联系，安排了一辆拉水泥的车，约定日期时间地点来接我们。某日晚10时，我们像小偷逃跑一样分散出发，在距甘洛县城10里外的一个地方上车，第二天上午，到西昌北山军分区招待所住下。

       后来才知道，师支左办公室对铁二局支左基本持否定态度，部队内部也出现了派性斗争，互相指责。所以鞠副师长及家属(师幼儿园园长)亦受到无辜的伤害。

       我们这些基层干部虽未作追究，但被凉在招待所无人管了，吃了20多天闲饭后叫各自回原单位。没想到从团到连都说我们支左支错了，又怕我们在部队“放毒”，便安排我们休假。我猜测这种舆论和安排均来自师里。

       坏事变成了好事，在施工任务紧张的情况下，我们还有机会休息和探家。
 

 

       在铁二局的支左是否错了？无人能改变上级的结论。但有一个铁的事实值的深思和探讨；正由于铁二局的群众组织反对促生产，便出现了“停工闹革命”，影响了施工，耽误了工期。如果铁二局能按宣传队的部署进行，既抓革命，又促生产，原任务完成后就近向南延伸，能出现铁十师北段任务完成后又承担南段的第二次移防转场吗？

       那时候，我对毛主席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完全不理解，尤其对群众组织搞武斗、打砸抢，破坏生产，甚至把矛头指向军队的作法看不惯，有抵触情绪。把我们去铁二局支左工作否定后，又觉得冤枉。

       几十年后回顾，才深感毛主席无比英明伟大。他高瞻远瞩，洞若观火，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发动文化大革命很有必要，完全正确。

       若现在从党和国家，军队和社会上所发生的事看，发动文化大革命更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主席曾说过：文化大革命教育了干部和群众，锻练了军队。我因二次参加支左(第二次是69年参加西昌支左)，促使我多学了毛主席著作，因工作需要我几乎把《毛主席语录》背熟了，还学了些《最新指示》和中央文件。同时也提高了胆量和言辩能力。总之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对我的教育和影响也是巨大而难忘的。
 

作者：胡可荣，1960年从甘肃天水入伍，系原铁道兵47团1营1连副指导员、2营副教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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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 老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