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出发 且行且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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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泛黄的报纸，隐涵着军营的绿色，一篇稚嫩的习作，闪烁着青春的光泽。
1973年7月1日，散文《弧光闪闪》发表于《铁道兵》报。原稿近三千字，热情讴歌奋战某大桥工地的三个先进典型。编揖大笔一挥，砍掉人物叙事，保留抒情议论，贴上人文标签，改写为八百余字的抒情散文。现予摘要，以为怀旧。
深夜，繁星点点，月高风爽。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辉节日来临前夕，我来到了宛若灯海的铁路大桥工地，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闪闪弧光。淡蓝淡蓝的光焰，是那样地炽烈明亮。
弧光里，一个个年轻的战士犹如矫健的雄鹰，蹲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头戴护罩，手执焊枪，一丝不苟地焊接钢梁。随着他们手臂的轻轻抖动，一根根焊条在熔化，一片片钢梁焊接成坚不可摧的整体……
呵，焊条，一根根普普通通的电焊条，……从来也没想过它能迸发出如此耀眼夺目的光芒。无论在雄伟壮阔的工地，在沸腾喧哗的车间，还是在紧张繁忙的公社农机修配厂……，它都不留名不留姓地熔化自己的一切……
这是多么发人深省呵!它使我浮想联翩，思潮激荡。脑际里浮现出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伟大身影，仿佛和眼前这些废寝忘食的同志们浑然一体，熠熠生辉，闪闪发光。……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有多少这样的战士，有多少这样的优秀的共产党员，看起来十分平常，但他们却闪射出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芒。……从长白山麓到五指山下，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到处有他们的欢歌笑语，到处是他们驰骋的战场。历史，记不清他们完成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业绩;时代，说不完他们谱写了多少平凡而伟大的篇章，他们却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只有一个心眼，一个志愿：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熔化在通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金桥大路上，象一根根普普通通的电焊条，让生命闪烁出灿烂的光芒。
呵，弧光闪闪，光芒四放。象朵朵绮丽的山花，在深山峡谷，在祖国的万水千山喷芳吐艳，争相意竞放。
显然，这篇处女作不仅烙有那个时代、那个年龄段的印记，而且显得那样的稚拙、浮乏、生涩。但在人生的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意味着一个乡村少年的文学梦由虚变实，一个青年军人将终生与文学同行，从军队到地方，由中年而老年。风雨兼程，一路前行。
人生易老!眨眼间，五十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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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支黄氏家族，上溯五代至始迁祖，因贫穷而辈辈都是睁眼瞎。1949年春，我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呱呱坠地。父母目不识丁而酷爱民间口头文学，一个善讲，一个爱唱。冬夜钻在被窝里，听父亲绘声绘色地讲宝卷里的故事和乡间奇闻逸事。夏夜乘凉，母亲一边为我摇扇驱蚊，一边轻轻地哼山歌。不经意间，接受乡士文化的启蒙、熏陶，将一颗文学的种子播进幻小而纯真的心田。而催生其萌芽的是初中的两位老师。班主任秦玉安，常在课堂上读我的作文，语文老师石凌怀则常常给我上“小课”，激情飞扬地吟诵、讲解古典名作。于是，一位懵懂少年便有了清淅而美好的理想：长大当作家。
仅凭几篇优秀作文，几句鼓励，便意想天开，想当作家，似乎有点幼稚无知、年少狂犯。其实是将兴趣爱好升华为理想追求，以此确立人生的目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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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春，自跨进军营的那天起，便赏试化梦想为行动。新训间歇偷偷地在一本蓝皮的日记本上写小说，写了满滿一本。虽然名儿忘了，本儿丟了，但每每想起，还莫名地兴奋。新兵连另一无果而终的“写作”，还间接地决定了我的前途命运。
兴许是遗传母亲的基因，从小学到中学，我都是学校的文娱骨干，初中时还登台演过小锡剧呢。听说参军前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指导员点名让我担任新兵连演唱组组长。好家伙!一当兵便委以“重任”，激动得彻夜难眠，突发奇想，跟班长请假编戏。半天编了一个小戏。兴滴溜溜地交给来连队辅导我们的团宣传队演员班班长，班长郑重地推荐给队长。于是，一个新兵蛋子悄无声息成为“文艺创作的苗子”。新训结束，分到离团部最近的修理连。名义上是这个连的兵，而实际上是团，不久是师战士文艺宣传队创作组成员。从此，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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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十五年，转战巴山蜀水、风雪高原。砥砺意志，开阔眼界，増长才干，为日后的文学写作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基石。在部队的那些年，虽然也编创了几个深受干部战士和驻地群众欢迎的表演唱、枪杆诗、小话剧，独幕剧《大山情》还荣获铁道兵和全军战士业余文艺会演优秀创作奖。但产量低，成活率更低，低得可怜，勉强称得上作品，拿得上台面的，仅仅一小戏、一短文。当年最痛苦的事儿莫过于节目被“枪毙”，稿件被退回，血淋淋、冷冰冰，毫不留情。1982年转业时，高可盈尺的废稿，付之一炬，化为灰烬。
在那个年代，在深山戈壁，文学爱好者、埋头写作者廖若晨星。一个人“闭门造车”，冥思苦想，好不容易“憋”出篇新作，恰似初生的婴儿，愈看愈喜欢，满眼都是爱。可到了领导、编辑那儿，却成了发育不健全的残疾儿，遭遇冷眼，漠然遗弃。那种割肉之痛，无法言说，无处倾诉，无人理解，只能独自默默承受。一颗炽热的文学之心，因遭遇一次次失败而日渐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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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点燃写作的热情，是转业地方六年后的1988年。其时供职于县委宣传部，常去文联串门。见到文艺小报《靖江文艺》，倍感亲切，每期必读，不知不觉激活“冬眠”日久的创作冲动。从自己最熟悉、最富有情感的乡村生活、军营记忆落笔，一篇接一篇地写，写得虽然艰难，但每一篇都能以铅字呈现。《靖江文艺》以及后来创办的文艺丛刊《孤山》和地方党报《靖江日报》，如同演兵场一样，为我提供了更为阔大的练兵、实战平台。作者与编者不但零距离，而且赤诚坦然地面对面交流。期间令人刻骨铭心是改稿，没有一篇不反复推敲，常常改得面目全非。一些如璞似石的稿件，经一遍遍修改打磨，往往点石成金。著名作家潘浩泉、范锡林、刘舰平因此成为我的良师益友。写作也渐入佳境，先后出版散文随笔集《山的况味》《铁色年华》《遥望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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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不是一个人，一句话，或许我将沿着“作家文学”，或者说“纯文学”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仿佛命中注定，就在我写得顺风顺水，兴致极浓的时候，有位高人神仙点化似的，将我引向一个新的方向。
那日，我与文友、诗人、《靖江日报》副总编崔益稳赴苏北某地考察，闲谈时，他郑重地说：“不要老写铁道兵，可以换个视角，写写靖江。”并含蓄地喑示：“你写散文不讨巧，应多写写地方特色文化。”一句话惊醒梦中人，我的散文再怎写都出息不大，可假如将对文学的执着用于挖掘、整理、研究靖江民俗文化，岂不两全其美。既圆梦文学，又回报桑梓。2004年赋闲后，移情自幼钟情的宝卷，从零起步，心无旁鹜地读书、调查、写作。《宝卷笔记》应运而生。这部具有文化散文和学术著作双重品格的散文随笔集，恰似界碑赫然而立，标志着写作者由“纯文学”写作转向“俗文学”研究。
也许宿命使然。儿时吮吸讲经、山歌的乳汁，血管里流淌着俗文学血脉。入伍后创作表演唱、枪杆诗等小节目，其实是以“工农兵文艺”的名义，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之下，赓续民间口头文学传统。中途在“作家文学”领地信马由缰地周游，兜了一大圈，夕阳西下，鸦崔还巢，依还回归“俗文学”园地。“鲁迅文学奖”得主庞余亮先生喻之为踏上“反哺之路”。散文写作从此由“主业”变“副业”。兴许习惯成自然，《宝卷民俗》《善化人生▪靖江民间讲经》《解读靖江宝卷》《中国活宝卷调查》等，虽为学术专著，但语言依旧坚守散文风格。为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泳超致信国家出版基金，推荐《中国活宝卷调查》时“特别说明”，“黄靖先生是文化人出身，主要用的是文学笔法而非学术话语来描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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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是成功的、明智的。恰如崔益稳先生所预想，这是一份“巧差”。巧就巧在，宝卷乃靖江唯一的国家级“非遗”，我恰逢其时顺乎势，倾心而为，小有收获，便备受瞩目。遗憾的是，我乃“草根”，学术研究有诸多局限，有的甚至是致命的，比如，系统的高等教育丶科学的学术训练、博学的指导老师、丰富的文献资料，等等。因而很难有大作为，大成就。
两相比较，纯文学写作难度更大。首先，想当作家与能不能当作家是两码事。自度不是那种天生就是作家、诗人的料，写作缺乏与生具来的天赋和灵气;其次，青少年时代家里无“字纸”，埭无“经典”，仅觅到一本话本小说《绿牡丹》残卷。及长，置身于从《诗经》到《红楼梦》都斥之为“毒草”的文化沙漠。文化营养不良，语言严重“贫血”;再次，年近四十才正而八经地开笔为文，错过大把大把的韶华岁月。人过中年，性情、文风一经定型，自我突破，难如登天。此三者自嘲为“先天不足”，至今仍浸染于所有文字，表现为语言苍白、结构呆板，不那么灵动、隽永。我之为文，直似老实巴交的农民种地，舍得花力气，埋头苦干，不会投机取巧，耍小聪明玩花头经。别人怎么评判我的研究写作，那是别人的事儿，口味、标准各异其趣。我心中自有尺度：宝卷研究“草根格调”，散文写作“业余水平”。
就文学性、艺术性而言，我的这些篇章，难登大雅之堂，难入名家法眼。如果说还有点审美价值、认识价值，那就是真实而富有情感。笔端凝结着炽热的军人情怀，字里行间充蕴着一位共和国长子的人生历程和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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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有言：“庄稼别家的好，小孩自家的好。”故尔弊帚自珍，从三百多篇散文随笔之中，选辑百多篇，结集成书。全书九辑：《铁色记忆》《家族纪事》《真情书写》《世象写真》《人生感怀》《乡野之风》《时评杂说》《序言后记》。林林总总，是为盘点。
青年、壮年、老年。
春耕、秋收、冬藏。
年愈古稀，搜罗旧作新篇，“打包入库”。别无奢望，只为给祖先丶儿孙，给自已及所有爱我的至爱亲朋，一个满意的交代。
青春出发，且行且写。
回望来路，无愧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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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开门见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