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间，安徽电视台的舒玲、张成军、邓黎三位记者到京找我，说他们办了一个栏目，叫《天下名记者》，台里决定做我两期节目，他们要求和我一道上一次青藏高原体验生活。

       我答应了他们要求。确定9月3日，我先期抵达西宁，备好车辆。他们9月5日抵宁，9月6日晨从西宁出发，沿天路攀援直至拉萨。

       9月6日那天，天未明我们便从西宁出发，途经金银滩，对原子城作以采访。尔后奔哈尔盖。想不到在此，他们所携带的两台一大一小摄像机全部坏掉，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将机器放在格尔木，返程时，不能从拉萨直飞内地，而经由原路返回。在哈尔盖他们有轻微的高原反应。下午抵达关角隧道时，高反加重，三人嘴唇乌紫，采访都懒得开口了。

       当晩抵达德令哈。此地海拔2900米，三人竟头疼欲裂，彻夜未眠。次日沿青新公路西行，至绿草山向南斜插进入戈壁荒原，那里是我当兵的驻地所在。一路前进，一路修填道路。穿越锡铁山后，进入盐湖，傍晚时分抵达格尔木。

       在格尔木休息两天，主要是让他们身体适应高原。两天后从格尔木出发，向昆仑、唐古拉攀援而上，当天的目的是那曲。在风火山5000米高处，他们高反严重，幸亏隧道口守护房里有氧气，我让他们各自吸氧半个小时后，继续向唐古拉挺进。

       到达唐古拉，记者張成军见那片稀松平常的荒山野岭，竟打起太极拳来，我立即制止，告之，此地不可运动，有夺命危险。

       再后到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我告诉他们，在此地拍照，千万不要屏住呼吸。

       下车后，他们稍有激动。上车再行，三人一言不发。天黑下来了，外面下着冰凉的秋雨。车内很静，能听到轮胎碾过路面的嚓嚓声。我的心一阵紧缩，担心他们会出现异常，便告诉后排最年轻的记者邓黎，用手摸摸舒玲的鼻子，喘不喘气。

       舒玲有气无力地说，我是打不死的吴琼花。

       晚9点过后，抵达那曲，入住桃园宾馆，我把三位记者拖着背着，放在一楼的大厅里，接点水给他们喝了，又安排吃饭事宜。其中两道菜，我永远不会忘记：小鸡炖蘑菇，酸菜鱼。并嘱老板多加汤。我想，多喝一点汤，对他们有助提高抵抗高反的能力。

       饭后，找来一位藏族小伙，让他背三位记者上二楼，背一个付10块钱。

       此处原来是十九局施工的工地，我打电话至辽阳找到十九局党委书记，问他那曲有无十九局的留守人员。他回复有。我请求他，为三位记者提供氧气。书记答应安排。十分钟后，十九局留守的小高说，我会立即安排。12点，氧气送到，我再次找藏族小伙背到楼上，背一罐10元钱。

       有了氧气，记者一夜安然无恙。第二天出发时，十九局的小高来送行。他悄悄语我，三瓶氧气是从六十里外的工地拉来的，因为没有氧气，今天早晨两位职工因高反送医院了。我闻之，两行热泪滚了下来。

       当晚抵达拉萨。在拉萨的几天，记者们的表现良好。几天后，由拉萨返回格尔木，计划一天走完1200公里，在拉萨我给他们买了近30瓶氧立得，途中以防万一。

       抵达沱沱河时，张成军说他头痛的厉害。我说，这很正常，坚持一下。

       下午到风火山，冻土科学家刘永智在那里。我十一次途经此处，都未遇到他，我上他下，他上我下。这次巧遇，正好了却采访他的心愿。

       采访不到20分钟，舒玲喊我，说张成军的脸肿了，肿出两个手指头的宽度。我闻之，吓了一跳。心里说，这是脑水肿啊！

我立即中断采访，与刘永智告别。风火山上下着鹅毛大雪，刘永智穿着红色羽绒服，站在风雪中为我送行……

       我乘坐的那辆越野车，是日本产的4700，在当时是顶级的越野车，它以时速160公里的速度向格尔木扑天而下。

       到西大滩，格尔木的朋友打电话说，今晚的茅台酒备好了，我们要一醉方休啊！我告诉他，车上有三个病人，其中两人危重，请你火速通知格尔木市人民医院，高原病医生不要下班！

       到达纳赤台，此地距格尔木还有94公里，我让邓黎摸摸张成军的脉博。邓黎说，脉在跳动，呼吸正常。

       我说，成军你听着，你不要回答。你挺住，你就是英雄！你挺不住，你就是狗熊！一定挺住啊！

       一路向下，氧气多了起来，这对他们都是天助的力量啊！车到南山口，汽车报警，汽油快燃尽了。我问司机，还能跑多少公里？他说30公里左右。我说继续向前，没油时，让他们送，也能争取一些时间。

       到达医院，汽车耗尽最后一升汽油。医生护士早在门口等候，他们火速将病者推进医疗室。这时，我瘫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站都站不起来。
 

       片刻，检查结果出来了，张成军患脑水肿兼肺水肿。医生说，再晚两个小时，神仙也救不活他。

       三位记者的病情，张成軍危重，舒玲次之，邓黎再次之。邓黎给安徽电视台领导打电话，汇报了此事。电视台领导决定派人赴格尔木，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婉言谢绝。我说，你们上来三人，病倒三人，若是再来，再病倒，何人照顾。那时，青藏建设大军基本已经撤下，只有少量的人在那里看守，没有能力应对突发重病事故。

       我向中铁建董事长李國瑞汇报了事情经过，他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抢救。并说，青藏铁路建设时期，没因高反死人，因采访事死了记者，那不是天大的奇闻吗！

       張成军的病情日益渐好，唯有舒玲的病日渐严重，白天稍好，每到夜间，就要紧急抢救，天亮时又有好转，反复多日。

       格尔木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告诉我，世上有三种人对高反有不同的反应：一种是，有反应，经过一段习服后，很快适应高原；一种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反应，这类人甚少；还有一种是，根本就是天生的不适应高应，这种人更是少之文少，舒玲就属于此类人物，在三千米以上，几乎没有生存的能力。

       医生告之，若想避免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火速把她送下高原。

       格尔木海拔2800米，出格尔木之后，海拔在3400米之上，一些路段甚至达3700米以上。格尔木都反应如此严重，出了格尔木怎么办？我为此忧心仲仲。

       医生说，长痛不如短痛，下高原不就是一夜时间吗？

       此话当然有些道理，但一夜之时间，难道就没有夺命的危险吗？生与死乃是在分秒之间啊！

       为以防万一，必须有医生护送。在格尔木医院里，我见过十七局工地医院院长，我和他很熟。我问，你怎么在这里？他说昨天十七局一位在唐古拉留守的职工，因为在工地揮了几锨土，突然双目失明，我送他到医院治疗。

       我问，脱离危险没有？他说脱离了。

       我说，那好，既然这样，你陪我一道下山，将安徽电视台的一位记者送到西宁。他坚定地回答，一定完成任务。

       为了安全，我在格尔木准备了两罐十二泵的氧气瓶，可是从格尔木车站上火车时遇到麻烦。氧气瓶是易燃易爆物品，不准上车。

       为此，在格尔木车站，当着站长的面，我要通了铁道部相关领导的电话，向他说明，我带危重记者乘车，离不开氧气。

       领导让我把电话转给站长，批准上车，并请他转告列车长，一路悉心照顾，上车后，氧气由乘警负责保管，需要时，随要随到。

       列车由格尔木开出后，随着海拔的升高，没到锡铁山，舒玲再次昏了过去，列车上又是一阵紧张的抢救，到怀头他拉，总算把她从昏迷中拉了回来。

       第二天早晨七点许，列车抵达西宁火车站，事先，我考虑西宁海拔2200米，仍不是安全之地，必须把记者安全运送到海拔1500米左右的兰州，方可万事大吉。离开格尔木前，我电告兰州二十一局宣传部长刘建平，从兰州开越野车至西宁，待列车进站后，火速背记者下车，乘越野车直赴兰州。

       建平兄是守诚信的人，把这个计划落实得十分到位。

       当天上午，抵达兰州，当天安徽台的领导亦到达了兰州。当晚正在吃饭之际，舒玲再次犯病，又送兰空医院抢救了一夜。

两天后，逐渐恢复健康的张成军由邓黎陪同由格尔木也到达兰州。

       我对安徽电视台的领导说，你们送来三位活蹦乱跳的人，现在送还你三位恢复健康的人。

       青藏建设过程中，我多次举命上高原，写下一百多万字的文稿，并没有觉得累。而这次一字没写，却觉得十分劳累。即便不用文字记录，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让我终生难忘。
 

作者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协会员。


（本版编辑： 老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