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曾被视为一种时尚，部分人狂热的盲目的追星，一度导致娱乐圈浊气弥漫，丑恶现象泛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毒害了青少年的心灵，甚至酿出不少人间悲剧。
病态的追星现象是西方政客一手制造的恶果。他们在我国实施“娱乐至死”险恶计划，推行西方文化和价值观，麻痹我国年青一代斗志，摧毁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企图达到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值得庆幸的是，乘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的春风，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崇尚英雄模范，弘扬革命正气的热潮，开展了横扫娱乐圈乌烟瘴气的正义行动，使得社会逐渐变得风清气正，亿万人民拍手称快。
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孕育了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思想造就了千千万万民族精英。他们才是我们应该世代尊崇的榜样，才是值得我们追寻的明星。
在我们身边，那些埋头钻研的科技专家，沐雨栉风的边防官兵，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呕心沥血的人民教师，不都是值得我们仰慕的明星吗?
影视歌舞、文章书画界，也有大批为社会、为人民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先进人物，他们也是值得我们去追的星。在我军文艺界，阎维文就是这样一位明星。
阎维文成熟稳健，待人和善，敬业乐群，又透着一股军人的阳刚之气，铁骨柔肠。作为著名的军旅歌唱家，他演唱的歌曲激情满怀，斗志昂扬，为鼓舞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他的演唱博采众长，音色纯正甜美，音域宽广流畅，感情纯朴真挚，风度卓尔不群，洒脱中见细腻，热烈中蕴深沉，为弘扬正能量，陶冶人们情操，提高国人素质，产生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堂堂正正，干干净净，没有负面新闻，美好的形象为青少年树立了榜样。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家庭里他又是个有温度的丈夫、有柔情的父亲。
阎维文的艺术成就有目共睹，所获奖项枚不胜举，这里略表一二：1988年，CCTV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民族唱法专业组第一名;1990年，全国影视十佳歌手;1993和1995两次获全国观众最喜爱的歌手第一名;2015年，第7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男配角提名。
阎维文的艺术水准和人格魅力都获得了军内外广大观众听众的高度认可。他所演唱的《小白杨》、《一二三四歌》、《说句心里话》、《想家的时候》、《母亲》等等经典歌曲，既有激情，又有深情，既有社会担当，又有百姓情怀，深受听众喜爱，在军营内外广为传颂。德艺双馨的阎维文获得了很多崇高的荣誉：优秀共产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青联常委、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我与阎维文相识近40年，是要好的朋友。每每我去总政歌舞团，都要去他家看望一下，因为他经常外出为军民服务，所以家中常常只见到他的夫人刘卫星。刘卫星本是个优秀的舞蹈演员，因为身体原因，多年前就离开了舞台。她是阎维文可靠的后方，地道的贤内助。他们的女儿晶晶是个十分可爱和优秀的孩子。这一家三口，丈夫是明星，妻子叫卫星，女儿像闪耀的恒星。有感于此，我写过一篇报道《明星卫星亮晶晶》，刊登在《北京日报》头版头条。该文经常被战友、朋友们提起。
有一次，《西南军事文学》编辑部向我约一篇写阎维文的文字。我把这事告诉了阎维文和刘卫星，小阎说：“好吧，那我就把自己的那点事给您从头讲一遍，有些事从来没给其他记者谈起过。”他还说，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向其他人讲这么多了。
根据小阎和刘卫星的讲述，我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报告文学，题目是《如歌的行板》。只可惜一时找不到发表过的原文，我只能凭记忆回顾一下其中的部分内容，包括他的身世与童年，他走上艺术道路的曲折经历，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他幸福温馨的家庭。
阎维文的老家在山西著名的古城平遥，那里不仅是晋商的发迹地，还是文化之乡，孕育过一批文化名人，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就是其中之一。阎维文的爷爷解放前是当地一个手工业者，克勤克俭，开了个小作坊，雇了几个伙计，解放时家庭成分被划为手工业资本家。而他父亲在解放前夕为了逃避抓壮丁，花钱买了个国民党党员的身份。
这样的家庭成分给少年的阎维文带来了不利影响。阎维文出生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在太原的山西矿山机械厂当会计，母亲是缝纫工。1962年，我国刚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父亲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把阎维文和他母亲、姐姐3人的户口从省城太原迁到了平遥姥爷姥姥家。1966年兴起政治运动时，姥爷姥姥连同他们母子三人一起被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当时阎维文尚不到10岁。
他们下放的地方叫侯家庄，离平遥县城20多里路。深秋的一天，一头骡子驮着两只装满行李的竹筐，有气无力地走在乡间小路上。阎维文一家老小5口人亦步亦趋地跟在骡子后面，默默地向着一个陌生地方走去。秋风刮过成片枯黄的高粱，发出一阵阵“沙沙”的响声，仿佛在为这一家人未来的遭遇低声叹息。
在侯家庄，他们人生地不熟，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与关照，一家人的生计只能靠母亲一个劳动力辛苦劳作来维持。母亲不仅肩上压着重担，心里还在为一双儿女未卜的前途而忧虑。阎维文和姐姐少年不知愁滋味，对母亲所受的煎熬浑然不觉，他们平日里与村里的孩子一起上学，一起玩耍，有时候帮妈妈干点农活，做点家务，倒也自得其乐。
晚上，村头大树上挂着的汽灯亮了起来，干了一天农活的社员们歪歪倒倒地坐在灯下开会，阎维文和姐姐跟其他孩子一样前去凑热闹。生产队长见大伙儿提不起精神，就对阎维文的姐姐说：“小太原，给大家唱支歌吧!”姐姐就大大方方地唱了一首毛主席语录歌。顿时，社员们精神大振，笑声，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生产队长十分高兴。往后每次开会，队长都要让他们姐弟俩去为大家演唱，这样一来到会的社员多了，会场秩序好了，社员高兴，干部也高兴。
想不到的是，因为姐弟俩会唱革命歌曲，竟然帮了妈妈的大忙。队长认为他们热爱毛主席，于是宣布阎维文的妈妈从此不用参加“黒五类”的会议。唱歌原来这么有用，小小年纪的阎维文脑子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古话说：“无限朱门生饿殍，几多白屋出公卿”，阎维文的家庭虽然没有给他创造优越的条件，但他最终还是一步一步走上了成功的艺术之路。
回到太原以后，阎维文凭借自己对艺术的热爱和不懈追求，十几岁就考进入了山西省歌舞团。1972年，派驻省歌的山西省军区军代表要撤退，想从省歌带走几个人报考省军区宣传队。当时正值社会上掀起一股参军热，一直向往穿军装的阎维文心动了。然而歌舞团不放他，使他失去了报考机会，阎维文十分懊恼。省军区负责招考的人爱才心切，便给他出主意，等到省军区宣传队正式招考那一天，要他自告奋勇地插进去应考，生米煮成熟饭后，省歌不得不放入。
考试那一天，他被放进了考场。主考席中间坐着一位领导，阎维文一眼认出那是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谢振华。看到这个阵势，阎维文吓得差一点没有扭头跑掉。还是那个给自己出主意的人鼓励他，首长看似威严，但十分爱才，只要你敢于应考，相信自己，好好发挥，一定会被首长看中。
计划中的考生都已考试完毕，阎维文鼓足勇气突然站了出来要求考试。负责人与首长耳语了几句，首长点头同意了。阎维文先唱了一首《我为祖国献石油》，紧接着跳了一段《洗衣舞》。他注意到首长脸上露出了笑容，招考负责人又来到首长身边，只听首长说了一句“让他写个申请报告吧。”阎维文不失时机地写了一份“报告”递上去：“报告，我坚决要求参加解放军。”后面工工整整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哪里是什么报告，分明是一句表决心的口号!
就这样，阎维文进了山西省军区宣传队。
他喜欢唱歌，宣传队却把他分到了舞蹈队，因为他在省歌舞团就是舞蹈演员。他一再申请进歌队，领导跟他说你年纪小，还没有完成变声，先跳舞，过两年度过了变声期符合条件再改唱歌也不晚。就这样，阎维文一边在宣传队跳舞，一边用业余时间到山西大学跟着张晓弋老师学声乐。他在宣传队跳舞一跳就是7年，加上在省歌两年，整整跳了9年，但改行唱歌的决心一直没有改变。
听说总政歌舞团歌队要招收学员，阎维文故伎重演，又悄悄地报了名，结果顺利过关。报考总政歌舞团的消息传到省军区宣传队，领导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作为一个预备党员，这样没有组织纪律性，你还想不想转正?写检查去。”小阎想，检查可以写，该走还得走。谁知检查写完了，领导让他老老实实呆在宣传队里。
正在小阎一筹莫展时，1979年4月初，总政歌舞团的调令发到了省军区，这更让他心急如焚。万一宣传队较真，就是不放人可怎么办?
真乃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此时，传来了部队压缩编制，省军区宣传队撤销的消息。小阎一边为自己终于能调入总政歌舞团而暗自欣喜，一边又为省军区宣传队的撤销而感到惋惜。
到总政歌舞团报到后，阎维文看到学员队里集聚了那么多人才，一个赛一个，吓得都不敢张口，只是暗暗使劲，拼命学习。几个月后优势渐显，他从慢班升入快班，结业时成绩名列前茅，成为4名“三好生”之一。
总政歌舞团人才济济，名不虚传，即使小阎如此优秀也只能分配到合唱队。一年时间过去了，在“五月的鲜花”晚会上，胡德凤指挥第一次大胆启用阎维文担任合唱的领唱，他受宠若惊。结果他没有辜负胡指的信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一下让更多人看到了他不俗的实力。
我去总政歌舞团时曾对当时的团长傅庚辰、政委乔佩娟说，小阎有很好的本钱，建议更多地给他机会，让他担任独唱，两位领导表示赞同。
有一次，阎维文遇到了一个好机会，团里组队赴西藏演出，决定由他担任独唱。在高原演唱可是对身体素质和艺术功底的双重考验啊!阎维文暗下决心，一定要克服困难，顶住压力，打个漂亮仗。除了正常的演出，在兵站、哨所、医院病房、招待所这些分散点上，阎维文也一丝不苟地为官兵演唱。他的突出表现，得到了老大哥克里木、熊卿材的赞许，受到了带队的政委乔佩娟表扬，特别是受到了广大官兵的热烈欢迎，官兵们甚至要为他请功。
西藏之行后，阎维文实现了华丽变身，正式成为一名独唱演员。
阎维文有一种可贵的精神：深知艺无止境，自当奋斗不息。他对艺术的探究不仅刻苦，而且十分用心，决不浅尝辄止。他在总结自己的心得时说：“民族音乐在我国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基础，但也需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发展创新。我演唱时自觉将美声唱法的一些技巧，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形成自己的风格。另外，9年的舞蹈积累没有白费，有些舞蹈语言也为丰富我的声乐发挥了作用。幸运的是，我的探索获得了观众、听众的认可。”
一个人的收获与付出往往是成正比的，阎维文的成功和所获得的荣誉是辛勤劳动的成果。而他却强调说，自己取得了一点成绩与众多贵人的指导、扶持、提携是分不开的。他所指的贵人有山西大学的张晓弋教授，有谢振华首长，有团里的领导傅庚辰将军、乔佩娟将军，有杨彼得、魏宝荣、金铁霖老师，有程志“哥们老师”等等等等。
小阎的心里还有一个贵人，只是他没有说出来，这个贵人就是他的夫人刘卫星。
阎维文与刘卫星相识于1972年，一个从山西省歌舞团、一个从山西榆次市同时考入省军区宣传队。当时他俩分别只有15岁和13岁，结成了“一帮一，一对红”。他们一起训练，一起上课，一起玩耍，不知不觉产生了那种说不清道不白的朦胧感情。因为部队纪律严格，两人年龄又小，就只能心照不宣地一直保持着这种特殊关系。(此处省略XXXX个字)直到10年后的1982年春节期间，有情人终成眷属。
谈到刘卫星，阎维文总是一句一个“我媳妇儿”。这个媳妇儿可不是一般的媳妇儿，她可是个优秀的舞蹈演员。我的朋友圈里有许多艺术夫妻，但可惜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只强调自己事业的重要，而忽略了对方的存在，结果闹得剑拔弩张，甚至最终分道扬镳。阎维文与媳妇儿则不然，他们总是相互支持，相互体贴，事业上是知音，生活上是伴侣，水乳交融。
1988年6月16日，再过两天就是CCTV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决赛的日子。这一天，阎维文接到一张体检报告表，报告表上写着刘卫星的名字，还写着刺眼的三个字“乳腺癌”。阎维文盯着报告表眼发黑，脑发胀，一向斯文的他突然咆哮起来：“这太不公平了!”
“还参加什么大奖赛，从现在起，我一刻也不要离开我的卫星，我要用全部的时间、精力、心血去祈祷上帝，去赶走恶魔，夺回媳妇儿的健康!”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媳妇儿。
“不能这样，决赛你必须参加，治病的事过几天也不晚。”刘卫星央求丈夫，但语气很坚决。
“不行，现在就去医院!”小阎的态度也不容置疑。
刘卫星深知小阎的性格，要说服他不容易。她一边哭着一边好言相劝：你三更灯火五更鸡，今日东来明日西，好像一个庄稼汉，经过了冬季的备肥，春天的播种，夏天的灌溉，好不容易才盼到了秋天的收获，这个时候不去收割，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我如果只想着对得起自己，就对不起我媳妇儿。”阎维文还是在较劲。刘卫星“威胁”说：“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这病我不治了!”
阎维文在万般无奈的痛苦中终于让步。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阎维文在这届青歌赛中获得了民族唱法专业组第一名，他用一份厚礼给了刘卫星最好的安慰和报答。
刘卫星也没有让小阎失望，她不仅听从他的安排认真治病，还总是在丈夫和女儿面前保持着乐观向上的态度，显示出战胜疾病的信心与决心。治病期间，刘卫星告别了舞台，回归家庭，她把家里的事打理得井井有条。很多年过去了，刘卫星病情好转，身体健康，人到中年，依然光鲜靓丽。
有一个趣谈说总政歌舞团有四宝：“程志的相机阎维文的酒，彭丽媛的裙子毛阿敏的狗”。所谓阎维文的酒指他的藏酒。都知道郁钧剑喝酒不藏酒，阎维文藏酒不喝酒。
其实，阎维文的藏酒也是刘卫星帮助打理的。上世纪80年代我去他家时，还没看见有多少酒，只是书柜书架上零零星星摆了一些，都是朋友送的，因为他不喝酒，妻子刘卫星就顺手搁在书柜里。久而久之，酒越来越多，刘卫星开始把它们分类摆放，这就是阎维文藏酒的发端。据说阎维文在青歌赛上演唱《峨眉酒家》获奖以后，许多歌迷都给他送酒。他自己到国内外各地演出，也有意识地关注各种各样的酒，以及各种各样的酒瓶和包装，看中了就买回家。“酒”到“橱”成，阎维文干脆专门购置了酒柜，腾出了房间，布置成藏酒展室。我不喝酒，也不藏酒，但感觉参观小阎的家庭酒展绝对是一种美妙的享受。
阎维文在中国歌坛可称得上是根深叶茂的常青树，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中都拥有大批歌迷。
有一次我到湖南长沙采访，下榻湖南省军区所属华天大酒店。酒店朱总告诉我，过一段时间华天大酒店要升级，同时成立华天集团，准备在长沙贺龙体育场举办一场大型文艺晚会。朱总说，长沙有许多阎维文的歌迷，他本人也很喜欢听阎维文的歌，希望届时我能帮助请到他。
回北京后，我帮助朱总请了阎维文、郁钧剑和舞蹈家刘敏前去参加他们的晚会，并按时将他们送到了首都机场。后来听朱总告诉我，湖南的观众对他们表现出了非常高的热情。
我还见证了一个江西萍乡市歌迷们喜爱阎维文的故事，这些歌迷的头儿是我的战友肖庆仁。
肖庆仁从铁道兵第七师转业到江西萍乡后，担任了市工商局局长。公职之外，他还有一个“头衔”：萍乡市阎维文歌迷会会长。要说这个会长，可不是那种“外行领导内行”的虚职，肖庆仁本人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阎迷”。他几乎会唱阎维文所有的成名作、代表作和经常演唱的歌曲，能够一字不差地默写出这些歌曲的歌词。可不要以为肖局长是个不务正业的盲目追星族，他对阎维文和他的歌曲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阎维文的歌不仅唱出了战士的心声，也唱出了人民群众的情怀，这样的歌与那钟无病呻吟的低俗小调相比，高下立见。肖庆仁在部队是管宣传工作的，对阎维文的歌心仪已久，转业到地方仍然初心不改。当他发现自己身边有许多人像自己一样喜欢阎维文时，就发起了成立了一个“阎维文歌迷会”。
我将肖庆仁的情况告诉了阎维文，他表示很感动，非常高兴有这么多知音，并让我转达对战友的谢意。
2002年底，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准备赴江西萍乡演出，阎维文歌迷会的会员们得知消息后，嚷嚷着要会长肖庆仁邀请阎维文一定参加。肖庆仁让我打听阎维文是否随团，阎维文对我说艺术团请了他，这把歌迷们高兴坏了。
但是，过了两天阎维文又告诉我，中央军委为纪念罗荣桓元帅诞辰100周年，在湖南衡东县举办一场纪念演出，与“心连心”的萍乡演出时间冲突了。肖庆仁听了这个消息十分沮丧。他不甘心，遂通过内部人士打听到衡东的纪念演出是前一天上午，“心连心”的萍乡演出是后一天。而湖南衡东到江西萍乡不过两小时车程，他可以派车在衡东等候阎维文，演出结束即开赴萍乡。于是肖庆仁让我与阎维文商量，请他分别与两个活动的主办方交涉，将自己前一天的演出次序往前提，后一天的出场顺序往后安排。
这个想法看起来是个两全之策，但实施起来难度不小。且不说让小阎这样舟车劳顿不合适，还要让两个活动的主办方都为此改变计划这是多大的动静呀?
战友煞费苦心，为了给他有个交代，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阎维文商量。也许是被歌迷们的真诚所感动，阎维文经过一番斟酌，竟然认可了这个办法，并与两个活动主办方商议调整了他的演出时间。
一切安排妥当后，在预定的时间肖庆仁亲自带车去湖南衡东接阎维文。我跟小阎打电话表示感谢，同时提出了一个请求：如果肖庆仁局长安排了他与歌迷合影，给歌迷签名，请他尽量满足，小阎满口答应。
小阎完成了两个演出任务回到北京后，给我打电话说肖局长给他和我一人备了一份山货，让我去取一下。见到小阎后，他说这些山货是肖局长临时安排歌迷们上山采摘，送工厂专门加工包装的，这份厚礼，盛情难却。
这之后，阎维文与肖庆仁局长常有联系，成了好朋友。肖庆仁每次来北京都要我约上阎维文聚一聚。有一次正好碰上阎维文和刘卫星的女儿晶晶从国外回来，多年不见，晶晶出落成一个气质不凡的标准美女了。还有一次，阎维文坚持要自己做东，请肖庆仁局长到位于魏公村韦柏豪的大冬瓜餐馆，品一品他们家乡山西的风味。
白驹过隙，一晃许多年过去了，阎维文、肖庆仁和我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回顾往事，感慨万千，温馨中略带几分伤感。
但愿情长久，天地日月新!
2021年9月
（编辑：兵心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