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家乡的父老乡亲(之二)——不想当老师 
 

　　张本三大爷好一顿连“呲哒”带“数落”

　　1969年，我高中一年级后辍学，回乡务农。那年霜降节气前后，我和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在村西头白薯地里刨白薯。

　　忽然，村里的有线广播高音喇叭响了，声音挺大，连续几遍，喊我的名字，说：张佩芳，你赶紧到大队来，你六大爷有事跟你说，让你到学校来当老师。听到后快点来!

　　当时我有点懵。当老师?咋这么突然?谁都没跟我提起过。

　　在大队的六大爷叫金树，是个老党员，当时是村党支部副书记，比书记金瑞大叔资格老。

　　六大爷的独生子金广存大哥，是我父亲的干儿子，两家的关系自然密切。村里小学缺老师，六大爷首先想到了我。

　　那时候正值“文革”年月，知识和知识分子都被批臭了。上高中后，天天“闹革命”，很少有文化课。我觉着，做个空头高中生，即使拿到毕业证也是徒有其名，干脆不要了，回家种地去。

　　小学老师，大小也跟知识分子沾了边，许多人那时的口头禅动辄就是“臭知识分子”，“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我可不想干。
       大喇叭连续广播了好几遍，大家都听的清清楚楚。我全当没这回事，接着干活。

　　生产队长张本，本家族三大爷，先沉不住气了，问我：喊你半天了，你咋还没动?

　　我说：我不去，我不想当老师!

　　三大爷立刻生气了，当着大伙儿的面，开始连“呲哒”带“数落”，嗓门也高了——

　　你这孩子，想啥呢?书白念了?别人上哪找这好事去?一年365天，风吹不着日晒不着，工分天天挣满分，连放假都有工分，比我、比你爸爸的挣的还多呢!你现在一年才挣多少分?你好好算算，差多少?嗯，再说了，过几年你该说媳妇了，也好说呀!

　　确实，生产队壮劳力，每天满分是8分。干一天算一天，雨雪天不出工，或者有事有病请假，都没工分。

　　我刚出校门，挣不了满分，开始6.5分，后来6.8分。因为表现好，三大爷说：明年给你涨到7分。

　　一个挣满分的壮劳动力，只有极少数人，苦着熬着拼命干，一年能挣到2800工分，就相当不容易了。而当老师的，一年2920分，一分不少。

　　那年月，工分就是实实在在的钱呐!

　　三大爷这一顿连“呲哒”带“数落”，句句在理，充满关爱，“呲”的我顿时醒悟了。

　　确实，我是书读的越多越蠢。没文化的农民，才是真正务实的明白人。

　　没说的，我又乖乖地听话，放下手里的活，到大队接受金树六大爷的交代，当上本村的小学老师了。

　　这真应验了老家那句俗话——不“挨呲”长不大。

　　当兵后，因为档案里有小学教师这个记载，无形中就受到关注，多次受益。

　　《君主论》作者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

　　人的头脑有三类：一类是靠自己就能够理解，另一类是它能够辨别别人所说明的事情，第三类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

　　谢天谢地，幸亏，我不是第三类。显然也不是第一类。
       至少在这件事上，我算是第二类吧?(未完待续)

　　作者：张佩芳

       作者简介：张佩芳，军人，曾任铁道兵第十五师宣传科干事，基建工程兵政治部组织部干事，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副院长，少将。

　　编辑：开门见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