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兵文苑
难忘的一顿饭
那是援越抗美期间的1967年4月上旬，为了给下一阶段施工任务做好准备，同时也为中国后勤部队七支队司政后指挥机关6月份转移到新区进行选点和构建基础生活设施，由朱惠泽副支队长率机关部分干部到太原附近的富良开设了七支队前进指挥所，机要科派出两名机要干部沟通了与支队部间的密码通讯。
十几天后，前进指挥所提出要增开一路密码通讯，经请示批准后，科里确定派两个人护送一套密码文件过去。当时想去的人很多，经科长与郑继武、翟运新两位老参谋商量，选中了蒋毅和我。本来，开始并没有打算派我去，因为我刚出差回国一趟，也有人向科长提意见，认为好事尽让我一人全占了。但一来事情紧急，第二天必须出发；二来我们搭乘的支队直属通信连的一辆三轮摩托车，是第一次去前进指挥所，要求安排一位熟悉道路，能给摩托带路的人。蒋毅10多天前到过前指，但他走的是针渡口，不知道河内怎么走，而我三次经过河内市区这条路线。加上科长要求第二天必须赶回来，他还估计当日、次日前指均没有回支队部的车，很可能要搭乘312团或221团的交通车，然后半路下车徒步10多公里走回支队部来，他不知从那里获悉我当过通信兵会识图辨路，因此，不顾其他人的意见，执意确定由我俩担负这次任务，这样既可以及时完成密码文件的运送任务，又能满足通信连提出的带路要求，可谓两全其美。
作者昝金华参加援越抗美战争时的留影
为确保晚间能往回赶，翟参谋与通信连商定白天走。第二天上午，吃过早饭，一辆三轮摩托车已经停在机要科宿舍门前。头天晚上，在翟参谋的亲自指挥和监督下，我们先把密码文件用牛皮纸包好，贴上封条，再在外面裹了一层塑料布，然后把它放在挎包里层，并用针线缝上。考虑到蒋毅比较胖，他斜背并怀抱着装有密码文件的挎包坐在车兜内；我背上蒋毅的佩枪和自己的水壶，坐在摩托司机的后座上；其实，行驶过程中我们是轮流坐。开始路上还比较顺利，可刚过河东便遇到了麻烦，先是遇有防空警报，因有越南警察监督，我们只好停在路边的树荫下等待，将近一个小时警报才解除，接着是摩托车发动机出了故障，司机反复检查，调整线路和油路，怪了，越着急越发动不起来，最后只好由我俩在后面推着摩托车发动。第一次发动起来，我们还未坐稳，司机一挂档摩托车又熄了火，没办法只好又推，结果推了30多米才发动起来，这次司机吸取教训，先挂档走了几步，并边走边让我们上车。这样折腾了2个多小时，到河内已经中午12点多钟了。原来估计，从良山过河内市区到富良，只有200多公里，摩托车单车行驶机动灵活，满以为会快一些，计划在下午1点左右会到达目的地。没想到用了4个多小时才到河内。此时骄阳似火，我俩又忘了戴盔式军帽，晒得全身冒油。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白天过河内。虽说是战争状态，但河内市中心依然十分热闹，不宽的马路上，摩托车、自行车上下穿梭而行，几乎占据了整个路面，时而有小轿车、有轨电车夹在摩托车、自行车的车流中缓缓驶过，人行道上人们熙来攘往，女性居多。我们的摩托车司机大概没在大城市驾驭过，紧张地把双手磨出了泡。好在司机还比较灵光，始终跟着越南人的摩托车后面走。但快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时遇到了小麻烦，不知使馆区有什么外事活动，越南警察非让我们绕道走，因不懂越语无法沟通，而那两个越南警察不知是否真的一点都不懂中国话，竟然不理睬我们。绕了一圈，其实已上了使馆门前的公路，但我仍然害怕走错了，便让司机停下问路，第一个人摇头，第二个人用手指了指。河内华侨多，我当时还很奇怪，明明懂中国话为什么不讲。但这时顾不了那么多。为保险起见，我们顺着那人指的方向行驶到中国使馆门前，确定方位之后又返回，然后直奔红河大桥。
大白天，红河大桥上车稀人多，摩托车不停地按喇叭，虽说慢一点，但过江用时并不多。从河内到嘉林本来只需要走半个多小时，可自从河内市区遭美机轰炸之后，河内的防空部队尤如惊弓之鸟，凡是遇有敌机，无论是高空侦察还是路过，一律实行防空戒严，公路上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结果两次警报耽误了我们一个半小时。好不容易到达嘉林，已是下午4点多钟。记得我入越路过嘉林时还看到过一个机械加工厂在开工，有电焊弧光和铁板撞击的声音，不少地方还有电灯亮。可经过前段时间遭敌轰炸后，嘉林已是面目全非了，工厂炸平了、民居全是断垣残壁，几乎看不到几栋完整的房屋，最让我们难受的是公路，被炸得几乎看不见原来的路面，弹坑虽已填上土石，仍然坑坑洼洼，摩托车一步三晃艰难地向前行驶，害得蒋毅和我屁股上都磨出了泡。
原估计下午1点可以到达富良，只带了一壶水，过河内时就喝完了。现在又饥又渴，于是在过嘉林大桥时我们就商量：从嘉林到富良最快也得2个小时拖至晚上6至7点钟再吃喝，人受不了。因此，确定在嘉林附近寻找中国援越部队，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解决我们的吃饭喝水问题。过了江我们一路走一路寻找，可找了10多分钟也没有发现一个穿越式绿军装或蓝军装不戴领章的中国军人。快出嘉林了（实际上是嘉林对岸的一个小镇）。我们实在饿得不行了，司机便把车停在路边，准备到越南老乡家里讨水喝，由于没有越南币，打算用手电筒或手表做抵押借饭吃。正愁找不到合适的人家焦急万分的时候，司机小刘忽然听到远处有说中国话的声音，我们赶紧静下来寻找说话的目标。果然不远处树林中有两个穿蓝军装的人，不时传来几句中国话，我们象久别家乡突然遇到亲人一样，几步奔过去一下子把两个年轻的中国兵围住了。因为太突然，两人还以为遇到了坏人，费了好大劲才弄清楚我们的身份。
听了我们的遭遇，他们赶紧带我们一行人到树林深处他们的驻地。说是驻地，其实就是分散搭在树下的帐篷，还有靠近越南人住的民房附近的草房。进了帐篷刚准备坐下，一位副营长出来接待我们，听说我们饿了一整天，便立刻令战士到炊事班把中午的剩饭剩菜拿来，并专门交代同时带一个一公斤重的猪肉罐头来。饭有一小盆，菜是空心菜杆炒辣椒，可惜太少了，顶多有一小盘。我们从早上6点多钟吃早饭到那时已经有10个钟头了，人人都饿得饥肠寡肚，看到饭来了，3个人也不用匙子，直接用碗挖饭。由于剩菜不多几下就吃光了，副营长赶紧催开罐头的战士快点，罐头打开倒进菜盆里用刀子划碎，连肉带冻一大块一大块的，谁也顾不了那么多，直往咀里送。副营长看见我们这个吃法，估计还不够，急令身边的一位炊事员赶紧回去下面条。有了两碗饭下去，神稳住了，这时互相才交换部队的情况，我们才知道他们是中国后勤部队一支队一大队，在国内属铁道兵一师二团，是奉命前来抢修河内、嘉林两座大桥及两边铁路线的。这么一说大家都是临危受命，话更投机了。
我不善言辞，只是一边吃一边静静地望着那位副营长和周围的几个战士，当时觉得他们特别可亲，很想把他们的容貌刻在自己的记忆中，遗憾的是风吹日晒，个个黑不溜秋，很难记清楚他们脸的整个轮廓，只从口语中知道副营长是北方人。倒是司机小刘机灵，说话快人快语，不但把我们的情况介绍得很清楚，而且把途中我们的狼狈相说得绘声绘色，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这时候热面条来了，我们又是一拥而上，周围铁道兵的同志看见后又是一阵哈哈大笑，笑声带着善意、带着理解，更带着浓浓的情意。我注意副营长，他没有大笑，而是用一副满意的微笑注视着我们。一盆面条下来，大家的肚子发胀。
我们知道不能再留了，因为当天晚上我们还要争取搭上班车，明天一早返回支队部。我们每人连忙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就餐卷（含有钱、粮，援越部队通用），副营长推辞了一下，我们知道吃的都是战士的，而且已经超标了，坚持要交，副营长便让炊事员收下并在他耳边说了几句，等我们上车时，炊事员又给我们每人拿了一根黄瓜，我们又一次激动，因为当时入越部队吃莱十分困难，所有的新鲜蔬菜全靠用汽车从国内运进来。摩托车开动了，蒋毅和我侧身一直不停地向他们摆手表示感谢，直到什么都看不见。
吃饱喝足，我们精神抖擞，干劲倍增。事情也怪，吃饭前我们总觉得走得慢时间难熬，饭后觉得一切遂愿，的确也是如此，摩托车出嘉林向左驶入三号公路。然后过太原，于晚上7点钟顺利抵达支队前指。
这件事过了多年之后，仔细回想，有件事太遗憾了，大概是当时太兴奋，只顾吃东西，没有听清副营长的姓名，也忘了问部队的具体番号。后来才知道他们原属铁道兵一师二团，为加强援越战力，配属给以铁二师为主组建成一支队。当时很想找机会表达一下对他们的感激之情，记得一个多月后，我从七支队所属313团海防附近驻地返回支队时曾去嘉林找过，但由于那时敌机轰炸加剧只准晚间行车，天黑辨不清方位，转了两圈也未找到。对此，我遗憾了20多年。以后支队转移到河内以北100多公里的富良，失去了往南走的机会，再就是回国、部队调防，1978年转业到地方，虽多方打听知道铁道兵一师东征西战没一个安定的窝，也就作罢了。
直到1987年前后，铁十一局工会与湖北省总工会接上关系后，方知十一局的前身就是铁道兵一师，没想到找了20多年的部队就在眼皮底下。我赶紧找到改工前曾任铁道兵一师副师长的工会主席凌松柏，请他无论如何帮忙找到二团那个营和那位副营长。他一句话把我打发了：“不用找！打仗时遇到那种情况谁都会哪样做！要感谢，就多喝几杯酒。”我理解，首长的话就是代表部队接受感谢啦。于是开怀畅饮，凌主席两大杯，我也跟着两大杯，回到招待所吐得一塌糊涂，这大概是我转业到湖北省总工会工作近十年来第一次醉酒。但醉得高兴、醉得舒服，因为我终于找到了您！
从此以后，每每到铁十一局公务或铁十一局的同志来省总工会办事，吃饭的时候我都会毫无保留地讲这段经历，大杯喝一通酒。俗话说，患难之中见真情，这个情太重了，重得让人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作者昝金华近照
昝金华简介：
1961年7月入伍，历任战士、副班长、译电员、参谋。1967年1月参加援越抗美，先后在中国后勤部队七支队司令部及所属团、营执行通讯联络任务，当年9月回国。1978年8月转业到湖北省总工会工作，历任科长、部长、副主席、巡视员，2005年1月退休。
照片由作者提供
（本版编辑： 老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