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秦岭是巴山(17)
记襄渝铁路建设中的铁道兵汽车兵
17. 终于回汉探亲了
时间不觉又过了一年，到了1973年，我在部队已经服役5年了，按说早已经超期服役，别说探亲，就是复员回家也够资格了。一同当兵的战友有的已经在年初复员回家，没有走的也名正言顺地回去探亲，可是我还在这里耗着。看上去好像连队已经把我忘了。
其实连队领导并没有忘了我，他们也在为我的下一步去向在着急。
可能因为是高中生的缘故吧，我把连队的配件管理得井井有条，有什么事要出个远差也很顺当，再说我平时不但工作认真，在遵守纪律方面也很自觉，虽然经常远离领导到全国各地出差，从来没有做过一名军人不该做的事情，无论是连队领导还是营部首长，对我都比较放心，都对我留在部队长期干有一些想法。
早在1970年连队刚刚建立之初，指导员在一次军人大会上向大家宣布：
“经支部讨论通过，决定史锡腾、XXX两位同志为下一批发展对象，今天在军人大会上向大家公示，大家可以发表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支部将履行这一手续……”
这是建连后连队第一次发展党员。因为九大后党章做了些修改，新入党的党员先要在群众中进行公示，因而有了这么一个过程。
我听了十分激动，但马上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文革”时父亲学校有人写他的大字报，说他历史上有些问题，我本着对党的忠诚，在原来连队写思想汇报时把这个问题交代了。现在到了这一步，我自然十分高兴，会后我就追上指导员问道：
“指导员，我父亲的那个问题弄清楚了?”
“什么问题?”
“就是……”
看来指导员还不知道这件事，我就把它又说了一遍。
事情的结局自然可以料到，我被从这次发展名单中除去了。
老指导员王光海
不过连队并没有放弃对我的培养，他们后来又多次发函到父亲单位去调查。由于当时地方上正是派性严重的时期，各派都在争夺大权，而且今天这一派上台，明天那一派上台，反反复复在那里翻烧饼。因此外调的结果这次说没有问题，下一次又说有问题，弄得连队领导也不知道怎么办。本来没有问题的问题被我自己这么一弄，搞得非常复杂化了。
1971年春，由于施工任务繁重，整个部队没有老兵复原，只有少数几个被地方来函反映其父母“有问题”的战士被处理回去了。但这其中并没有我，甚至1973年春天老兵大量复原也没有让我走。连队知道我父亲是个老教师，所谓的问题只是当时的形势和地方上的派性造成的，并不想就此让我复原。但又不能违背党性原则，随便否定基层组织发来的公函，问题还是要搞清楚才行，只好不明不白地把我留着，并一次次去函武汉外调。有时明明有到武汉出差的机会，就是不让我去，特别是那次去上海出差，还把我十万火急从武汉催回上海，估计也是为了保护我，不让我回武汉惹出是非。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老同学、老战友，最知心的朋友李武兵。1972年4月他回武汉探亲，在时间十分珍贵的半个月内，不仅特地到我家中向我父母介绍了我在部队的情况，还专门抽出时间到我父亲学校找领导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回石泉后，因为我外出不在连队，他又在石泉住下，直等到我回来后与我促膝交谈了一晚，开导我，鼓励我，让我相信问题一定能搞清楚，让我安心部队的工作。
与李武兵战友在一起
对于能不能提干留队，我其实一点儿也不在乎，从武汉来当兵，复员后照样回武汉，一点不用担心今后工作的问题。但是对于当了五六年兵却未能加入组织，心里确实很失望。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很苦恼，很悲观，甚至有一点自卑感。这个问题一直在折磨着我，有时甚至觉得战友们都在背后指指划划说着我的闲话，领导也正在考虑设法把我处理回家……
有一天我脑袋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再不能这样胡思乱想下去了!如果再不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我有可能精神上要出麻烦!从现在起，必须放下这个包袱，要快快活活地工作和生活。从第二天开始，我便放下了一切思想包袱，上班时把工作做好，下班时抱个篮球到下面的球场投投蓝，参加一些体育活动。由于把一切杂念都放下了，再不胡思乱想，不久就将这一切置之一边，精神状态顿时好了!
不知不觉又到了夏天，很多同来的战友都在年初复原，没有复原的也陆续批准他们回去探亲。我的武汉战友李武兵、程乐平等都先后回去过了，并且还抽空到我家中看我的父母。带回来父母的口信是：锡腾怎么还不能回来探亲啊?
作者与王淮生、黄志宏(右一) 在西安合影
就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连队领导终于决定让我回汉探亲。临走前，副指导员张继飞同志特地偷偷对我说：
“我不久前回武汉探亲，顺便去了你父亲的学校搞了一次外调，结果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你这次回去探亲，估计回来后就要解决你入党和提干的问题。你可千万不要做违反纪律的事啊，比方超期归队啊什么的!你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张副指导员是我们武汉的63年兵，对老乡多少有些明里暗里的照顾，特别是这样的关心就更不用说了。听他这样讲，我连忙表态说，一定不辜负领导的希望，一定会遵守纪律，按时归队。
喜悦之余，我匆匆忙忙准备好了东西，抓了个战友去西安的车就上路了。在西安，我没有去住部队招待所，而是去了汽车一连的驻地，也就是当年四连成立初期曾经驻过的西安财经学院。那里有我老乡兼同学黄志宏。由于他也是连里的材料员，我们俩经常在一起采购或领取配件，关系非同一般。加上他是群杂人员，不和班排一起住大房睡通铺，宿舍里又有一张空床，我去西安就经常住在他那里，一块跑公事，一块吃住，倒也自由自在。
下车后我顾不上拿行李，就急急忙忙穿过连队保养间向黄志宏的住处跑，边跑边喊：
“黄志宏，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要回去探亲了!”
谁知那个“了”字还没有喊出口，突然“咕咚”一声，我眼前一黑，就不知道自己到什么地方去了。
黄志宏当时正在洗澡，听到我的喊声，连忙从澡堂中跑出来，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到我在哪里。最后，他在保养间的地槽里看到了我的脑袋。
过了半天我才清醒过来。原来我当时急于见到黄志宏，把探亲的消息早点告诉他，便急匆匆地超近路从保养间跑过去，没注意到脚下横着一条深深的保养槽——为了便于修理汽车底盘而在保养间地面中间留的一条沟。这条沟大约有两米多长，一米多深，不到一米宽。由于过于兴奋，竟没有注意到脚下的这条沟，咕咚一声就跨进去了。幸好是两只脚一起进了沟，胳膊肘又在沟边撑了一下，没有横着或倒着跌进去，除了两个胳膊肘下面擦伤了外，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伤害，否则就不能回家，而要改去医院了。当然那点伤也使我在探亲期间受够了痛苦。
在西安等了一天，买好了西安到武昌的火车票，又到最大的商场去转了转，想买点有特色的土特产带回去。在柜台里，我发现了一种用纸盒包装的西安特产高粱饴。可是向售货员一打听，需要有公分卷才能买。那时候物资紧张，什么东西都缺，一般好一点的物品都要凭票或叫做公分卷的票证才能买到。当时公分卷是随工资发放的，发多少工资就配发多少个公分卷。可是我们当兵的又没有工资，那里有公分卷?在柜台前将这些难处向售货员说了半天，她都说不行，要我买散装的。我说我在陕西当兵几年，就是想买两盒西安特产带回去，这盒子上有西安特产几个字，回去也是为西安做宣传。说到最后，她才勉强卖给我两盒，还说是看在解放军的面子上。
当年的西安火车站
我的火车票正好赶上西七组的那趟车。所谓“西七组”，是指这趟车是武昌客运段跑武昌至西安线路，并由第七组乘务员值乘的车次。原来当时列车速度慢，从武汉到西安一个单程就超过12小时，加上在西安的等候时间和回到武昌的保养时间，每列车差不多要两天才能跑一个来回。这样一来，就需要有四个车底才能保证这次车每天一班的正常运转，而每个车底上又需要两个班的乘务员轮值，这样就有八个乘务组轮流在武昌到西安的铁路上服务。这西七组就是其中的第七个乘务组。
为什么我要赶西七组这趟车呢?那是因为这趟车上有个乘务员是我们家的邻居，前不久家中把这位小陈姑娘的情况告诉我，为的是必要时可以请她帮忙带带东西，传递些信息，万一要乘这趟车，可以给些照顾。有一次我在西安办事，正好她的那次车也到西安，我特地去与她见了一面，了解了她们这次车的运行规律，并托她带了点东西回家。这次回汉探亲，自然便选了她的这趟车，一路上也自然得到她的不少照顾，使我感到十分温馨。遗憾的是，后来听说她虽然跑西安很久了，但从来没有去过西安的大街上。其实她们的车在西安停留的时间很长，完全可以抽时间上街走走，只是她人生地不熟，不敢一个人出去。我知道后才觉得自己很粗心，如果早点想到，我完全可以带她在西安转转，后来想到这点，却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了。
回到了久别的家中，首先是见到已过70岁的奶奶一人在家。我生下后不久，父母就离开家乡，先到湘潭，后来又到武汉工作，将我留在老家扬州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直到10岁才被父母一起接到武汉，而且后来一直都与奶奶生活在一起。奶奶见我回来自然非常高兴，特地从箱子里找出我以前给她买回来的小脚雨鞋，幽默地笑着告诉我：
“有了这双套鞋，我又没有机会下雨天出去，只好经常在厕所里湿漉漉的地上穿着过过瘾。”
中午，父亲也下班回来了，只是母亲此时还在沙洋五七干校学习劳动，弟弟已经招到钟祥工作，都不能回来。直到几天后，母亲好不容易才请了几天假，匆匆从干校赶回来，总算一家人才基本团聚。后来雷海珍也从襄樊赶回来了，从此我的生活中又多了一个亲人。
全家团聚照
两个星期的假期一晃就过去了，不觉就到了归队的时间。我牢记着临走时张副指导员对我的忠告：及时归队。不过这次回去，听说阳安铁路已经建成通车，到了西安便没有乘自己部队的汽车回驻地，而是绕了点路，走阳安铁路经汉中返回石泉。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想看看我国解放后修建的第一条翻越秦岭的宝成铁路，二是想看看阳安铁路沿线的情况，三是准备顺便看望一下在汉中当兵的表弟。
宝成铁路北起陕西宝鸡，南达四川成都，全长669公里，是沟通西北与西南地区的第一条山区铁路。从宝鸡出发后不久，列车就要先后跨越秦岭、巴山和剑门山，地势十分险要。当时由于修桥凿隧的技术水平低下，不能像现在那样可以用隧道和桥梁来穿越高山峻岭，只能像修山区公路一样，让铁路在山坡上、山沟里曲折盘绕，慢慢爬上山顶，因此工程相当艰巨。我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在书籍上看到过一篇介绍当时修建这条铁路的文章，从那时起，就有一股想去看看的欲望。
火车离开宝鸡车站不远，铁路就开始翻越秦岭大山，沿着一条叫清姜河的河流盘旋迂回。从杨家湾站到秦岭大隧道直线距离只有6千米，但升高却达680米，即每千米上升了110米。当时火车最大的爬坡能力仅为40‰，即每千米只能升高40米。为了能让火车顺利通过秦岭，只能把这段铁路设计成反复迂回盘旋的线路，在6千米的直线距离内盘绕了27千米;线路以三个马蹄形和一个“8”字形的迂回展线上升，层叠三层，高度相差817米。在观音山车站可以看到这三层铁路互相盘绕，互相重叠的景观，十分壮观。为了爬上这个坡驶上秦岭火车站，列车需要三辆电力机车牵引——两辆在前面拉，一辆在后面推;下坡时又是一路刹车，火花四起，让人看了叹为观止。
通过长长的秦岭大隧道(其实也只有2364米，只相当于襄渝线的一条较短隧道，但放在修建这条铁路的上世纪50、60年代，就已经是了不起的奇迹了)，就翻过秦岭之巅进入嘉陵江流域，不远处就到达秦岭火车站，越过秦岭后，线路即用12‰的下坡道沿嘉陵江而下至四川省广元，在秦岭至略阳之间还要先后十四次跨过嘉陵江。以前只听说过嘉陵江是在重庆汇入长江，没想到在陕西汉中境内就能见到它。一路上我舍不得离开车窗半步，尽情饱览秦岭、嘉陵江的壮丽风光。
火车从宝成线上的阳平关车站进入刚刚建成通车的阳安线，又过了一百多公里就到达汉中了。
盘绕在秦岭之中的宝成铁路
阳安铁路，它西起宝成铁路的阳平关车站，经宁强、勉县、汉中、洋县、西乡、石泉、汉阴等地，东抵陕南重镇安康，在那里与襄渝铁路接轨，全长356.5公里，是横贯陕南，连接宝成、襄渝两条铁路干线的联络线。这条铁路在民国三十三年(1944)和民国三十四年(1945)就开始勘测，但因种种原因未能修筑;1958年该铁路由铁路第一勘测设计院再次勘测设计，1960年由西安铁路局施工，但也于1961年停工;直到1966年，铁路第一勘测设计院对此线重新勘测设计，1968年9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建设委员会批准开工，正式修建。
当我们铁道兵1970年开进襄渝线中段时，这条铁路正在由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火热建设中。按照原计划，铁路要在1970年7月1日通车到城固，1971年底要全线通车，以保证在其后的襄渝铁路施工中能起到物资运输的关键作用。但是由于阳平关至代家坝18公里的线路上有24座隧道，隧道总长度达11.2公里，其施工难度限制了工期。于是，只好不惜多花600多万元的代价，用汽车将铺轨材料及铺轨机车(分解成三部分)运过山区，在地势平坦的勉县至城固段预先铺轨，1970年7月1日从勉西车站铺到城固。后来又回过头来接通勉县到阳平关的这段断头线时，已是1970年9月27 日，直到1972年2月才铺轨到西乡;1972年7月1日，虽然说已经全线贯通，并在汉阴火车站举行通车典礼大会，实际上，线路10月8 日才铺到安康，阳安铁路才算全线接轨通车，比原计划晚了差不多一年。
在阳安铁路西边接通宝成线，并节节向东延伸之时，虽然还没有正式运营，但修建襄渝线的物资就已经逐渐通过宝成铁路和阳安铁路进入汉中。这时，我们的大部分汽车再不用翻过秦岭跑西安，只需到城固和西乡这些陆续铺轨通车的车站装车，比起以前的路程短了一大截，运输任务就轻松多了。
汉中是个历史很悠久的地区。东汉初，汉中郡治从安康迁到南郑，也就是今天的汉中;东汉末，张鲁割据汉中，改为汉宁郡;从三国时代开始，这一带就是魏、蜀相争之地，在以后的大多数朝代中，一直是郡、州、府的治所，在历史上作为国家的一级行政区治所存在。解放后，汉中成了该地区十几个县的政治中心。
进入汉中，就发现刚才还在崇山峻岭中穿行的列车已经来到了一个比较开阔的平原地带，一条河流在广袤的田野里或远或近地跟随着我们前行。原来这就是汉江!汉江发源于宁强县境内的秦岭南麓，自西向东流经勉县、汉中、城固、洋县诸县，然后进入安康地区，流经石泉、汉阴、紫阳、安康、旬阳、白河诸县进入湖北。古人诗曰：“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昨天我刚刚离开汉江之尾，今天又来到了汉江之头，感到无比亲切，看来我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在“共饮一江水”啊!
今日汉中
按照表弟给我的地址，我顺利地找到他的部队。这是属于空军的一个工程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在汉中修机场和隐藏在山洞里的机库。表弟是姨母的儿子，从北京参军的。我们只是在“文革”串联时才相识，以后一直保持书信来往。好像是去年的冬天，他听说我在石泉当兵，便请了假，乘坐地方的一辆汽车从汉中来到我这里，两人在一起畅谈了一夜。同住的战友王淮生用他那台简易照相机，为我们在石泉河滩上留下了几张有纪念意义的合影。这次来到汉中，他自然十分高兴，除了一起吃饭，当天晚上还买了两张票，请我去一个剧院看了场陕西眉户剧《三上桃峰》。戏的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好像是反映山区农村生活的。之所以戏的名字还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不久后就被批判，说它是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戏，从而使它在全国出了名。
由于牢记张副指导员的提醒，我心中急于归队，在汉中不敢多呆，住了一天就乘自己连队的便车匆匆返回石泉了，因而对这个文化古城没有任何印象。谁知一到连队，张副指导员就着急地问我，是不是回武汉后找到父亲单位去扯皮了?我说没有啊，就是有一次在医院检查身体时，正好遇到父亲单位的两位领导，大家寒暄了几句，什么敏感话题也没有涉及。
张副指导员这才告诉我，那个学校又来函了，你的事又麻烦了!
与表弟沈卫平(右)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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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开门见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