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援越抗美六十周年】

《西线烽火——铁道兵二团援越抗美纪实》（连载）

姚尚明

西线烽火第五章（四）

第五章 合力同心

四　从菜荒到瓜果飘香

从群山蜿蜒的中越边境到广袤无垠的红河山角洲，在纵横千里的越北大地的铁道两旁，不但到处涌现英雄的壮举，还谱写着铁二团指战员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壮丽乐章。

二团将士在美机轰炸和排弹中的伤亡，影响了部队的抢修作业兵力的投入。但在开始阶段这类伤亡不是影响兵力的主要原因。刚到越南首先遇到病员增加的困难，烂嘴、烂舌、烂裆极为普遍，有的人在小凳子上坐一会，就留下一片黄澄澄的脓水。体重普遍下降，出勤率有的连队降到70%以下。究其原因，主要是部队没有吃到新鲜蔬菜。开始一小段时间，越南方面供应空心菜，后来连空心菜也供不上了。吃菜问题连连告急，接着全吃从国内运来的脱水菜。昆明军区23分部，云南省各地为二团以及其他的援越兄弟部队的主副食、蔬菜供应想了很多办法，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昆明军区鲁瑞林副司令员在1966年7月29日举行的援越部队工作会议上，向出国部队作了认真的解释，让大家了解国内所做的努力，希望出国部队体谅国内的困难。

对出国部队的供应问题，中央负责同志曾经批示中央有关部门，要专门进行研究。中央有关部门根据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及时在南宁召开了会议。会议以后，国务院粮食部、商业部、供销合作社和总后勤部联合发出了指示，强调：出国部队需要的军需物资，必须根据出国部队的需要，按质按量保证供应。全国各地根据指示精神，大力进行了支援，比如：从吉林、河南等地调拨了黄豆、绿豆，从河南、湖南等地调拨了面粉，从上海、天津等地运来了罐头、脱水菜，从四川运来了榨菜，全国各地还供应了大量的多品种的日用百货。

云南省委、省政府和文山、红河两州的党政机关对出国部队的供应非常重视。1965年7月上旬，部队出国之前，省财贸支前系统就召开了会议，研究布置了出国部队的供应工作，并抽调了相当数量的干部，很快成立了省、州、县三级的第二办公室和口岸供应站。一年来，三级二办和各口岸供应站，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保证部队在国外的生活物资供应，起到了很大作用。为了保证部队的蔬菜供应，省政府决定，在文山、红河两州，增加安排蔬菜生产基地6500亩。为了使出国部队尽快地能吃上蔬菜，很多县把最好的稻田改为菜地，另由国家解决社员的口粮。三四月蔬菜淡季期间，国家和政府为保证国外部队的蔬菜供应，想了许多办法。当时，昆明市本身的蔬菜供应就比以前紧张。但是，还想尽办法给出国部队调运了10万斤蔬菜，昆明城一度就买不到蔬菜。另外，国家还用粮食向群众换了20万斤洋芋，供应部队当菜吃。文山州号召州、县机关干部和群众不吃鲜菜，吃干菜，将蔬菜全部供应给出国部队。麻栗坡县粮管所，具体负责船头方向部队的粮食供应，只要部队需要，他们不管白天黑夜，不论干部职工，饭不吃，觉不睡，有时工作到深夜四点多钟，也要完成任务，做到随要随供。有的县长、副县长，带领机关干部，亲自装卸车，以保证物资极早地向外运送。商业部门只要听说部队需要什么，就想方设法组织供应。八九月份，为了解决部队需要的工棚、竹床等材料，红河，文山两州九县，以战斗姿态，组织7000人上山，奋战两个月，砍了20多万株竹子，赶制了4万多张竹床和其他所需物资。文山县支前办公室一个女工作人员，听说部队需要菜种，顾不得照管生病的两岁小孩，外出两天，千方百计地买到菜籽，交给了部队。有的商业部门，不仅保证物资上的供应，还帮助部队改善伙食。当他们听到从北方来的部队，不会炒云南的菜，就带上厨师，到部队传经、示范，有的为部队培训炊事员……

很难想象鲁副司令员讲到这里时的情绪如何，也很难想象台下援越部队领导此时此刻的心情。可是前一段时间援越部队干部为此十分焦虑，二团供应股副股长陈双才及其全股人员更是心急如焚，他们懂得，他们的工作成效，直接维系着整个部队的战斗力啊！

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1966年下半年开始，部队供应逐渐紧张，连主食都成了问题，好几个连队都有断炊的危险。一师高机连有几天连压缩饼干都没有了，指导员杨明芳带领指战员上山挖野山药充饥。国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支前工作受到严重冲击，云南省支前供应工作会议原定每月召开一次，改为每季度召开一次，在昆明开不了又转移到各市和地区轮流开。有一次，副股长陈双才参加在个旧市召开的供应协调会，会议刚开始，红卫兵就冲进来抓人。陈双才及其参加会议的部队同志向红卫兵们宣传中央的政策，不允许冲击支前单位人员，不准抓二级站工作人员。经部队同志耐心劝说，红卫兵们才退出会议室，但他们并没有走远，只在大门外守着，“打倒XXX”的口号不绝于耳。当晚，为避免红卫兵冲击招待所抓人，部队参加会议的20多人就在门口放上两盆芸花，观看花开花落。到深夜3点，地方同志摸黑离开，但刚出门不远，又被红卫兵抓走了。像这样的会议开了也白开，供应计划根本落实不了。后来决定由口岸办成立二级站负责落实。河口二级站站长是河南人，40多岁，身材高大，长相英俊，工作认真负责。部队所需的主副食品他会千方百计组织落实。特别是蔬菜他会想尽办法多搞一些品种，断档的情况极少。他工作很忙，担子很重，还经常被红卫兵抓去批斗游街。他为人老实，工作扎实，红卫兵也抓不到他什么把柄，往往是陪斗的多。有一次，陈双才去找这个站长交涉供应问题，不料途中红卫兵押着十多位“走资派”迎面走来，陈双才一眼看到又高又大的站长也在其中。他的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在一切都要凭证供应的计划经济年代，部队吃喝只能找某一个人。其他人不管这个事，也不会主动管。陈双才只好尾随人群来到河口农场广场。只见十多个“走资派”一字排开，这位站长双腿岔开，弯腰，双手撑在地面，连头也碰到地上，任由红卫兵又压又踢又骂，红卫兵认为他这个姿势还不行，非要把他的双胳膊别在身后。

刚批斗完毕，他就马不停蹄地跑到蔬菜站，开始紧张工作。陈双才非常同情地问他：“你把双腿岔开，弯腰着地，不累吗？”这位站长十分无奈地说：“我个子高，不把头低下去，他们会说我不老实，不服批斗，非打我不成，上次挨了一棍，腰现在还疼呢。好汉不吃眼前亏。”他苦笑了笑：“我再受伤了，就不能为你们服务了，就不能为援越抗美的指战员出一份力了。”在河口担任主副食转运工作的曾浪助理员接着说“上次他被打伤，支前工作又忙，为逃避批斗，要求到我们部队仓库睡觉，又怕连累我们部队，怎么办？请股长决定。”陈双才说：“站长是支前人员，中央有明确规定，不准冲击，不能随意抓去批斗。咱们一定要帮他。让他住进仓库去，要绝对保密。若红卫兵发现，就说是我们部队雇请的支前特殊仓管员。”从此，这位可敬可爱的站长再没有受皮肉之苦。我们的主副食供应也得到了很好的落实。

供应股助理员曾浪驻在河口兵站。起初他的任务就是将落实好的副食品，特别是蔬菜送到五营各个连队。

五营22连驻在离河口不远的富梅车站，该连配有一台生活用汽车和机动船。营部两名给养员也驻在那里。各连需要副食时，给养员就把汽车带到河口兵站来找曾助理员，曾助理就忙着和那位站长等人员联系，办理各种过境手续，然后把各种副食及蔬菜装上汽车，拉到富梅火车站，待下午5点多，有列老街开往河内的客车，停在富梅站，曾助理员等三四人火速将一车副食及蔬菜装上火车，火车在站停车时间很短，每次装车，必须争分夺秒，一刻也不能耽误。因此，每次装车，都累得汗流浃背，衣服全部湿透。还要跟随火车到各连的下车点，把物资分别卸下去，然后再乘深夜从河内开往老街的火车回富梅驻地。

1966年春节以后，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团首长指示驻河口兵站人员，除负责五营的副食供应外，还要负责四营部队的副食供应。押运人员改由四营人员接替。这样，曾浪助理员的工作量增加一倍以上。每天，汽车都要来河口兵站装运副食和蔬菜。富梅火车站，每天下午5点会停靠一节货车车厢，专供二团装运副食等物资。后来，还要供应主食和肉类。由于越南气温太高，鲜肉无法保管，时间一长就会变质，就改为运送活猪，运活猪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河口二级站没有装运活猪的专用设备，开始时，只能把活猪一头一头往汽车上抬，三四个人，七手八脚、抓耳拖腿，肥猪嗷嗷叫，屎尿横流，泥巴屎尿撒满浑身上下，装一次活猪真正是一场战斗。这样实在太累，逼着地方和部队同志共同想办法，制作了一个和车厢同高的专用斜坡平台，再装时，就把活猪赶上平台，一吆喝，就进了车厢。省劲省事多了。汽车把猪拉到富梅车站，装上火车，一路上还要喂食喂水，好生饲候，然后在各个卸车点，由各连把活猪领回去饲养或宰杀。

连队养猪，以越南山林里的野芭蕉为主要饲料，炊事班把它切碎进行糖化发酵，猪既爱吃，又长得快，而且成本也很低廉。后期差不多每个连队饲养肥猪达20多头，基本上做到了肉类自给，既节约了伙食费又改善了生活。越南人看到我们的士兵不到几个月就把猪养得又肥又大，觉得非常奇怪，以为有什么高招。一次，一位官员悄悄地捧走三连的一些猪饲料，像得到了什么宝贝似的。至于回去怎么研究的，有什么结果，不得而知。

在美机轰炸频繁、铁路中断的日子里，曾浪助理员及各连司务人员商定，用22连的机动船运送主副食。他们先用汽车把主副食拉到码头，然后装船，小船沿南溪河向西不远拐弯向南进入红河，在红河边设立卸货点，事先电话通知各连派人接应。小船运输比火车慢多了，来回一趟多的要四五天。

驻河内附近的一二营的主副食、由广州军区20分部从广西凭祥口岸供应。运输是个大问题。援越部队几十万人，不仅仅是铁二团一家。每天从广西、云南收购的蔬菜，从收割到送到部队至少要两天，一般都是三天，有时大雨滂沱，洪水泛滥，道路受阻，有时铁路、公路被炸，交通中断，运送蔬菜的火车、汽车只好中途等候，一连数天，早将整车整车的新鲜蔬菜烂掉了。有的洋芋，拉到连队时，已长出黑糊糊的绒毛。二营一次运活猪，中途被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车上没有水，还没到连队，就热死13头。三营一次运活猪，从马关拉到河口，再装上蓬车，车上空气不流通，加上天气太热，到达外合驻地，50头热死了43头。

国内在努力，国外仍是困难。很多连队搞起小作坊，发豆芽，搞泡菜，但没有新鲜蔬菜的日子过得仍很艰难。各级领导们深刻理解，生活就是战斗力啊！

困难的克服和转机往往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往往在最高领导人关键时刻一句关键的指示。

1966年下半年，胡志明在河内主席府接见中国援越部队领导人。中国援越部队修路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廖习仗也参加了会见。他分管指挥部的外事工作，与越方党、政、军领导交往频繁。他曾在主席府三次见到胡志明主席，并在一起亲切交谈。

廖习仗于1915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一个小镇上，他的父亲上世纪末为谋生路，从广东闯荡到了苏门答腊，干着裁缝以维持生计。廖习仗在苏门答腊的小镇上念小学，高小毕业回到福建陈嘉庚创办的集美中学攻读，继而考上北京辅仁大学。“七七”卢沟桥事变，他转到广州中山大学，在那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1938年初，他只身投奔延安，从此走上革命征途。

援越部队出国，由这位曾在国外生活过，既有文化又懂军事的我国政治工作干部分管外事工作，是再合适不过了。可是廖习仗没有想到，同他朝夕相处的这批我军将领都没想到，部队回国后，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他受到了审查，怀疑他是解放前埋藏在我党我军中的“特务”，“里通外国分子”。无端的猜疑当然是竹篮打水。这都是后话了。

在主席府，胡志明亲切地拉着廖习仗的手：“你叫什么？”

“主席，我叫廖习仗。”

“哪个习？哪个仗？”

“学习的习，打仗的仗。”

“你这个名字很好。”胡志明风趣地说：“你很早就学习打仗啦！”

周围的人都笑了。胡志明似乎听出了廖习仗的口音，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原籍广东大埔县。”

胡志明拍拍廖习仗的肩膀，用广东客家话说：“我听出你普通话有广东口音。”

胡志明问了廖习仗家庭情况后，又问：“部队吃得怎样？”

“主食大米。北方来的部队想多吃面粉，我们已向国内反映，听说很快就调拨过来。”

“副食供应呢？”

胡志明好像回忆起什么，说：“前段时间，我听到去二支队慰问的文工团员们说，工程部队干劲很足，情绪很高，就是伙食太坏，每顿只有米饭和咸菜。演员们说，中国同志那么远来，气候不适应，劳动强度又大，生活这么苦，是不能维持身体健康的。我听了，心中感到不安。在接见中国戏剧电影代表团后，我对朱其文大使说，过去越南青年突击队在山区修路时，自己种菜解决副食。建议中国入越部队也可以这样。”

他扳着手指继续说：“你们每个连抽几个人，专门种菜、养猪、养鸡、捕鱼。我们当地政府设法供应一点，如果中国同志不愿接受馈赠，也可以作价购买。这样，我们当地供应一部分，中国运入一部分，你们自己生产一部分。总之，要尽量设法改善部队伙食。”

胡志明亲切的话语，深深打动了廖习仗的心，他和盘托出心里话：“胡主席，我们看到越南许多山区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四季种菜，可是我们想起部队出国前，毛主席指示我们要爱护越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就不敢往开荒种菜这方面想了！”

胡志明听了微微笑道：“没关系，没关系。”他拍拍廖习仗的手，“毛主席派你们来支援我们抗美救国，不就是爱护越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吗？”

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援越部队种菜养猪的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各个抢修施工地段。一、二、三支队、修路工程指挥部所属部队很快组织人员就地拓荒。铁二团领导闻风而动，发动干部战士向家乡要菜籽。没多久，山东的大葱籽、大白菜籽、大萝卜籽，河北的西红柿籽、黄瓜籽，江苏的大青椒籽、茄子籽，四川、湖南的小辣椒籽、豆角籽……通过邮局，一包包、一袋袋，从祖国四面八方寄到了部队。

铁二团1959年入伍的贵州老兵，1965年入伍的四川兵，1966年入伍的湖南兵、广东兵，大多生在农村，长在山区，开荒种菜对于他们是驾轻就熟，可以说，人人都是行家里手。他们挥刀砍去茅草荆棘，把荒地开垦出来，整理成畦，施上人粪尿肥，洒上各类菜籽，不几天，小苗就绿油油地长出来了。再经过移植，不到一个月，半斤、一斤重的白菜旺盛地蹿起来，一派丰收景象。

当地越南群众看到十四连种的黄瓜有一尺多长，其他连队种的萝卜一般都有几斤重，大白菜一尺多高，南瓜十几斤一只，有的二十几斤，既惊喜又羡慕。越南地方政府和群众纷纷向中国军队要菜籽，问耕种管理技术。铁二团的指战员见到这么多的群众来询问，特别兴奋，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有的地方还叫二团去人帮助栽培。

中国的菜种在越南肥沃的山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头一茬长得格外喜人。但种子要退化，第二熟往往就大打折扣了，越南山区群众不明白，执意认为：“还是中国同志种得好！”同志们向他们解释，并将从国内寄来的新种子分一部分给他们。

连队的蔬菜种的好，机关的同志也不甘落后。政治处每个股都开垦了一块或几小块荒地。杨正禄、崔汝雄、秦天义、黄寿虹、刘世安、吴建华、陈华、徐培元等都是种菜的好手。各股之间，很快出现相互比拼的种菜热潮。绿油油的菜苗布满了菜畦。

50年代初，刘世安辍学一年多在家种地，对种菜很是内行。在宣传股股务会上，他把自己种菜的意见一讲，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下种前，他们先把发酵的基肥埋在底层，每个菜窝只保留一二棵菜苗，严格控制行距和株距。最初一段时间，他们的菜地里的菜苗像是稀稀拉拉，没有受到表扬。但没有多久，宣传股的菜苗优势就突现出来了。有的菜地，因密度太大，没有后劲，菜苗逐渐发黄。他们的菜苗却又粗又壮，叶片宽宽的，大大的，很是喜人。瓜豆类作物，喜肥喜水，刘世安、吕立元、夏崇明、李泽尧等几个年轻的干事，利用星期天早晚时间挑来大粪用清水稀释了去浇，还经常去松土和锄草。菜长得特别快。豆苗瓜秧抽藤了，他们又从山上拣来树枝，搭成棚子，让瓜秧豆藤长在棚子上，棚子下保持透气，瓜藤豆秧郁郁葱葱，惹人喜爱。没有多久，大筐大筐的豆角和黄瓜、南瓜、白菜，就交给了炊事班。宣传股种的瓜豆，不仅收获多，开花挂果的时间还长，好多地里已没有瓜豆藤了，他们的棚子上还挂着鲜嫩嫩的瓜豆。刘世安清楚地记得：政治处几个年纪较大的同志，如俱乐部主任高庆瑞、干部股长王诚志、群工股长胡再觉、宣传股长江兆源、干事李伯华等老同志，常常拄着藤棍出去散步，也常常去瓜棚观赏观赏，顺手摘几条挂着露珠的黄瓜，说笑着回到办公室，找来酒杯倒上酒，就着黄瓜。高兴之余，高主任操起京胡，王诚志、江兆源等，扯开嗓子唱起来：“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

哈哈哈……“夹皮沟”里传来了政工干部们豪爽的欢笑声。

铁二团出国前，高凤歧是后勤处处长，为抢修物资和生活物资的筹集和供应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出国不久提为副团长。这是1966年6月18日，高凤歧副团长在龙边大桥留影。
 

编辑：周健（老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