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吉河畔
柴达木里的绿草山是一个理想化的地理名称。其实这里的山不长草，山上也没有绿色。而是光秃秃，灰蒙蒙的山体。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建设时期，我所在部队机关就驻扎在这里，因为这里是泉吉河的发源地，泉吉河的水是我部队赖以生存唯一的生活水源。
泉吉河的发源地是一个不足两平方米的小水坑，坑底全是泉眼，汇聚的泉水汩汩往外流动，形成了一条约两尺宽的小溪流。溪流两边全是泉眼，使汇聚沿途泉水的溪流不断变宽，流动至三百米处，就成为一丈多宽的泉吉河了。
泉吉河滋养着两岸的土地，形成了绿油油的草滩，草滩便成了牧民季节转场放牧的草场。部队机关东边三百米处卫生队后边有两个蒙古包，这里的草滩就是两户蒙古族牧民的草场。
青海省是个地广人稀的省份，尤其是柴达木，茫茫戈壁滩里，方圆几百里难得见到人的踪迹。于是便有了类似于民谣般的诗句:“南昆仑，北祁连。南北瀚海八百里，八百里瀚海无人烟。”对于驻扎在这里的部队官兵来说，天天过着“白天兵看兵，夜里看星星”的生活，是极其乏味的。而牧民的出现，便为官兵们枯燥的生活增添了色彩，蒙古包的存在使他们浮躁的心情多多少少得到了些许的平静。
我团的筑路地段约二百华里，在这近二百华里内仅有三户牧民，且全住在泉吉河畔。登基布的蒙古包在泉吉河的中游，离部队机关三十多里。卫生队后边的两个蒙古包里居住着田利和巴金两户牧民，田利和巴金是亲兄弟。泉吉河北岸约三十米处是哥哥田利的蒙古包，再往北约二十米处是弟弟巴金的蒙古包。二人年纪都在五十岁左右，均是约一米八高的汉子。田利家八口人，六个女儿全在乡镇或市里读书，夫妻二人牧放着三百多只的羊群。巴金家里四口人，小女儿在怀头他拉读书，大女儿取了个汉族的名字，叫楊金跷，她是父母牧羊的得力助手。
两个蒙古包是战士们常来光顾的地方，他们没有接触过蒙古族人，大多出于好奇，更主要的是为了调解生活情趣。我第一次去哪里，是部队到青海一个月后，约了两个战友一同前往。巴金家有个矮小的马，马很温顺，在我们的围观下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没骑过马，很想试骑一下，征得巴金的同意我骑上了马背，马似乎通人性，见有骑人它，便缓缓走动起来。我问巴金它为什么不跑动，巴金告诉我，用双腿碰击马腹，马才会跑起来。我怕摔下来，未敢操作。第二次到那里，我只身一人去了田利家。田利家的蒙古包外拴了一只体型巨大的黑色藏獒，血红色的眼晴，舌头下垂好长。脖子上套了一条铁链，铁链的一端栓在粗大的钢钎上。它见我靠近，疯狂扑过来，居然把铁链挣断了。正在危机时刻，田利从蒙古包走出来，用蒙语喊了一声，藏獒停止了攻击。畏于这只可怕的藏獒，我再没有去过田利家。
我去巴金家次数较多，一次交易意外地使我与巴金成了朋友。我们连是个少数民族连队，为了尊重少数民族战士的生活习惯，我从大柴旦购买了七十多只山羊和一头牦牛，却仍达不到计划标准，只好去怀头他拉乡政府寻求帮助。经过协商，乡政府批了三十只绵羊，让我就近去巴金家里购买。我拿着批条去了巴金家。走入蒙古包，家里没人，说明巴金去放牧了。我走出来四处寻望，空旷的原野里没有人影。我们连队离这里三十多里，来一趟不容易，我只好坐在蒙古包里等待。大约过了二十来分钟，我又一次走出蒙古包，发现杨金跷背着木水桶从北边走来。奇了怪了，这里离南边的泉吉河仅有五十米，杨金跷为什么舍近求远去北边背水呢?况且北边地势高，泉吉河不可能绕到北边去，楊金跷是从哪儿背的水呢?对于我来说至今是个未解的谜。
杨金跷是个十八、九岁的姑娘，身材苗条，长相较好，其颜值在蒙古族姑娘里属上乘。她性格活泼，爱唱爱跳，经常赶着羊群从团部南边经过，被官兵们看到，总会喊一声:“杨金跷，跳个舞。”她不会讲汉语，但能听得懂。听到喊声，便丢下羊鞭，边唱边跳起舞来，曼妙的舞姿很动人。
我跟随楊金跷进了蒙古包。她把水倒进水缸，坐在地下，脱下短腰皮靴，从皮靴里倒出灌进的水，赤着双脚整理半圆型木桶上的绳索。边整理边小声唱着歌曲，并不时地微笑着向我盯视，那眼神火辣辣的，让我如坐针毡。
当地的蒙古族有个古老的习俗，姑娘出嫁前必须找一个男人，使自己怀孕生子。有了孩子，证明自己有生育能力，方可有人愿意迎娶。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张承志在大型文学刊物《十月》上发表了中篇小说《黑俊马》，探讨了草原习俗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以一个爱情故事的悲剧，从侧面鞭挞了这一旧习俗的不可为。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一旧习俗虽然已逐渐消失。但作为偏僻地区的柴达木，在当时还未消除。于是，杨金跷也末能逃脱旧习俗束缚的命运。后来她与当地除家人外唯一的男性登基布怀上了孩子，登基布年令比楊金跷大一倍还多，且奇丑无比。第二年杨金跷生下了一个男婴，取名达赖。证明了她有生育能力后，嫁给了怀头他拉乡的副乡长。当然，这是几年后发生的事情了。
当下，我受不了杨金跷怔怔直视的眼神，便走出了蒙古包。四处寻望着，等待着巴金的归来。稍许，杨金跷背着水桶也走出来继续去背水了，我只好再次进入蒙古包等待下去。大约过了十来分钟，巴金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跨进了蒙古包。我忙掏出乡里的批条交给他，批条是用蒙文㝍成的，我看不懂。看来巴金有点文化，他看着批条，嘴唇不停地蠕动着，看了足有五分钟，便用汉语加手势与我交谈，告诉我绵羊十元一只，三十只共计三百元，让我明天上午过来，付款后挑选绵羊。在交谈过程中，巴金的妻子也回来了，她个子不高，长着一幅蒙古族女人特有的面孔。在我与巴金的交谈中，她不时地看我一眼，看后便嘻嘻地笑。她的笑状很奇特，嘴下巴后缩，从嘴里发出儿童般叽叽的笑声，显得十分滑稽。
第二天我带着一辆车和几个战士到了巴金家，巴金很热情，我付给他购羊款后，他带着我们去羊群里挑羊。这是一个三百六十多只羊的羊群，羊的个头有大有小，战士们追赶着个头大的绵羊抓逮，被羊带倒了又爬起来，嘻笑着几个人围逮一只。巴金告诉我们，有的羊刚吃饱，肚子大的不一定是肥羊，他边指导边帮我们抓逮。把三十只羊装上车，我向他致谢，他示意我他应该这样做。
从此后，巴金把我当成了朋友。我调到团机关后，我的办公室和住室便成了他常去的地方。团部的建筑横竖成排，每个房间大小都相同，不知他是怎样识别出我办公和住的地方的。他第一次去找我，我正在办公室南侧的值班住舍里写材料。在心理感应的作用下，我总感到背后有人。回头一看，巴金在我背后站着。他穿着羊皮襖，高筒马靴直达膝盖。背着双手，手里攥着羊鞭。挺着笔直的身材，憨厚地注视着我。我慌忙起身让座，问他什么时候过来的，他不吭声也不坐。我倒杯热水递给他，他摇了摇头，只是怔怔地看着我。几分钟后，便转身离去。蒙古人老实憨厚，不善言谈。似乎见我一面，看我一眼就满足了。我的住室在团部后边倒数第二排，房前没有任何标志，他仍能找到。往往突然出然，又突然离去。我曾尝试着与他用语言交流，却没有成功。在进入青海前，我知道要进入藏区，便抓紧时间学习藏语，掌握了一些藏语单辞。我试图用藏语与巴金交谈，试探的结果，他听不懂藏语。有一次，我问他一、二、三、四……七、八、九、十怎么读，奇怪的是他用藏语读出了“嗫、瓜、结爽、嘟朗……多啰、内码、耶苏、哈拉。”这让我非常吃惊，说明藏蒙两民族对数字的读音是一致的，其他语言的读音并不相同。尽管如此，语言障碍并未阻止我与巴金成为好朋友。
巴金曾给了我很多帮助。故乡的亲朋们知道我在青海当兵，而青海盛产驼毛和麝香，纷纷寄钱来让帮购买。我也只能求助于巴金了，可巴金家只有一头骆驼，不会有那么多驼毛。当我告知他后，他愉快地答复同意帮忙。也不知他从哪儿弄来那么多的驼毛和麝香，一次次地满足了我的要求。而且货真价实，驼毛三元一斤，麝香六十元一个。
一九八二年底妻子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来部队探亲。妻子没有去过蒙古包，为了满足她的好奇心，我带她去了巴金家。巴金一家人十分高兴，象迎接贵宾一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杀了一只羊，做了一盆手抓羊肉。我们盘腿坐在低矮的长条桌周围。桌上摆了三样下酒菜：一盘水果糖，一盘饼干，一盘手抓羊肉。在物资匮乏的高原，这是巴金家能拿出的最好的待客物品了。巴金又拿出一个盘子，里面放了三个酒杯，倒满三杯酒，双手举起盘子向我敬酒。我不懂蒙古人饮酒的习俗，只好把盘子里的三杯酒唱完。刚喝完，巴金又倒了三杯，再举盘敬酒，我有些茫然，只好又饮完。他仍继续倒三杯，这时我才明白过来，我继续喝，他会不停地敬下去。我连忙摆手示意不喝了，果然巴金不再敬了。我忙举起盘子回敬，他爽快地喝干了，当我敬完两次，他也示意叫停。如此反复互敬，我们喝得十分开心。巴金的妻子用羊皮大衣的衣角将小磁碗内外擦干净，倒了一杯奶茶，敬我妻子，妻子嫌脏，不想喝。我对她说，这是他们的礼节，你不喝对方会不高兴的。妻子颇不情愿地喝了一口。出生几个月的小达赖用棉被裹着坐在地下，妻子看他一眼，他便咧开嘴笑。妻子说：“这孩子真有意思，一看他就笑，不看他就不笑!”我们在巴金家欢快地玩了一天，离去时，巴金一家人送了很远。
我转业时，泉吉河畔的团机关只剩下留守处几个人，大部队已到山西省。我从山西又返回泉吉河畔，等待地方的安置通知。要离开泉吉河了，我想再去看看老朋友巴金，给他告个别。但巴金一家已转换草场，去了大柴旦东边的牧场。这里离大柴旦一百多里路程，又不知巴金的草场在哪里，也只好作罢了!
转眼间四十多年过去了，屈指算来，巴金应该九十岁左右了，不知他还健在安好否，与他的那段友情成了我永久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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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开门见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