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燕 || 哭希杉
作者 朱海燕
哭希杉
与吕希杉遗体告别，是1999年9月30日，这个时间被我牢记26年多。多么炽烈的火，都会慢慢熄灭;再盛大的活动，都会空寂下来。但对希杉的怀念，却没有终了的时候，心头的痛，被岁月烧成一只青花瓷，放在心灵的多宝架上。
他走时，为他送行的队伍里没有我。那天，全国报展在军事博物馆开幕，《中国铁道建筑报》参与报展活动，中央领导以及吴冷西、穆青、邵华泽、华楠等新闻界领导要去参观报展，作为报社的总编辑我脱不得身。我这一生吞咽了多少别离，唯有希杉走时，没握住他手中的最后一缕秋色。
吕希杉(1940年～1999年9月30日)陕西
关中人。中国词作家，铁道兵作家。
当晚，我赶至他家，雷玲大姐说，送希杉上路的人很多，铁道部部长、副部长、各司局的司局长们都去了。希杉人缘好，朋友多，热心肠，就是死了，与他相融的灵魂，也会充满不变的恩义，去送他一程的。
希杉是我见到铁道兵机关的第一个文化人。尽管在后来的岁月里，我结识了不少大作家、大诗人、名记者，但在时间的路上，谁都无法取代希杉“第一”的地位。
1978年早春，希杉作为铁道兵文化部创作员去青藏铁路采风。出发前，他详细了解了铁道兵十师与七师文艺创作骨干的情况。到西宁，又到《青海日报》与《青海文艺》听了文艺编辑对这两个师文艺创作情况的介绍，这样，我这个刚入伍两年的新兵便引起希杉的注意。他向我所在的三十三团领导建议，让我随他一道采风。这样，希杉在七师的活动，我是唯一的陪同者，为我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那时，我在报刊杂志已发表七八十首诗歌，但诗歌的主题大多是政治抒情诗，很少有反映铁道兵生活的作品。不是不写，而是写不好，不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入诗。部队驻地，属于大柴旦辖区，我从来没去过大柴旦。那里荒无人烟，几百里范围内没有村庄，没有绿洲，是高大陆的心脏。全团几千人，只有我一个人写诗，无人交流，只能向报刊学习，自己与自己对话。部队没有图书室，两年时间，我没读到一部世界名著，认识的干部中，也没见谁那里有世界名著。在文学道路上，我走得精疲力尽，渐渐感到“进步与提高”这两个词已经被停用了，前方是一座凿不通的高山，无法跨过去，走向远方文学的春天。
此前，我在青海省文代会上，认识了大柴旦汽修厂的王泽群，泽群所在的大柴旦约有两万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毕业的学子比比皆是，大专以上的知识分子达千人之多，文学爱好者有百人以上。他们中，后来出现众多博导级的学者、教授、作协主席、电台台长，报社总编，高级记者。他们青春勃发，但那时还都是无名小卒。大柴旦的夜，天净，星灿，引人遐想，一次一次不是文学沙龙的聚会，让他们放开求知的骏马，扭住文学的春天。而140公里外的我，每天见到的是迟到的报纸与呼啸的狂风。我被冷冻在缺少文学的冬天里。
希杉的到来让我兴奋，他为我推开一片平坦、明亮的前景，在文学创作上，我将喊响还没有成形的嗓音。
我入伍两年，视野的脚步还没有狂奔到兄弟部队的工地。虽然，我多次去格尔木，途经三十四团，汽车从察尔汗盐湖走过，但给我的皆是陌生的盲音，不能以采风者的身份，把感情渗透到那片土地。感谢希杉，跟着他，我可以自豪地把一个文学爱好者的情感埋入另一块土地了。
梁忠孟，山东省荣成市人，1926年出生，原铁道兵十师48团
副团长，1977年2月12日，为拦截惊马，保卫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壮烈牺牲。牺牲后，铁道部为他追记一等功，
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的好干部”荣誉称号。
去青藏铁路采风之前，希杉在《解放军文艺》上刚刚发表了梁忠孟的报告文学，这期间他又访问了大庆，写了一篇《到前线去》的散文。希杉说，大庆人把采油一线称为“前线”，到前线最光荣。大庆市的大街小巷、工地井架，到处悬挂着到前线去的标语，因此对他触动很大，他的散文就是歌颂这主题的。由于时间紧张，散文写好后，还没有发出，旋即到了青海。在格尔木七师文化科的办公室里，他请朱宝田和我对这篇没有发出的散文提意见。他一段一段地读，听取我们的意见，包括一些文字的使用，只要提得有道理，他都认真吸取，加以改正。
这种谦虚学习，听取他人意见的精神一直伴随着他的写作生涯。他文化不高，十几岁到宝鸡的一个剧团工作，搞乐器伴奏，但他有浓厚的写作兴趣，入伍后慢慢转向创作，以天道酬勤的努力，渐渐加长自己的短板。无论怎么说，希杉那时是铁道兵文化部的创作员，写作水平不知要比我高出多少倍，如此这般听取别人的意见，实属难得，也十分少见。此前，我在不少报刊上，拜读过他的散文与报告文学，在我眼里，他就是大作家。而这个大作家，却没有大做派，如此亲切地平易近人，如同兄长。
尔后，他带我在察尔汗盐湖生活月余，住在三十四团十六连的勤杂班里，早晨同战士们一起出操，晚上和他们一同学习，同吃、同住、同劳动。希杉对我说，我们也是上前线啊!在前线，就要官兵一致，没有作家与战士的区别，大家都是修路的劳动者。有了新的发现，新的灵感，新的感受，他与我就趴在大通铺上，把文章与诗歌写出来。他写的散文，让我提意见，我写的诗歌，让他提意见。这种深入生活的方式，使我感受很深，自己虽然是个士兵，在连队生活一个月，就到了机关。一个机关兵，看来兵，但与火热的筑路生活却远隔千山万水。看上去在最近的地方，实际上在最远的地方，远离生活的行为，已卡死心灵的激情与诗歌。这样，怎能用诗写出铁道兵的精神与生活的传记呢?
早晨，出过操后，迎着盐湖灿烂的日出，我们一起散步，高声朗诵周纲的《武夷山敞开你的胸膛》;夜晚，顶着凛厉的寒风，眺望夜空闪亮的星月，我们畅谈写作的规划。啊!入伍两年了，我第一次遇到文学的交流者。在盐湖的日子，我写了20多首诗，现在看来也都是质量低劣的作品，没有什么诗性，只是把生活中的小场景，以分行的文字形式表达出来而已。但是，就是这些不成熟的诗作，也给我一个满满的收获，有些发表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长安》《青海文艺》和《志在四方》。也是从那时起，我的笔斜插进铁道兵的生活之中。
铁道兵七师34团指战员在盐湖上就地取材，
挖盐壳，造盐屋，安营扎寨投入施工
盐湖的生活是艰苦的，战士们常常一星期吃不到一次新鲜蔬菜，多半是黄豆煮土豆，或是海带与干菠菜。一天傍晚，写作休息时，希杉与我沿着盐湖公路散步，经过我们面前有一辆拉菜的汽车，屁股一颠掉下两棵大白菜，被我们捡到了。希杉高兴得如考了100分的学生，高声喊着：“今晚，连队有新鲜蔬菜吃了。”
我与他一人抱一棵，跑回连队炊事班。希杉束上围裙，又洗又切，然后抄起大锅铲子亲自炒菜，活脱脱一副老炊事班长的形象。我想，这一幕他是不会忘记的，做创作员多年，下部队无数次，可能只有这一次他当了“炊事班长”，这是一杯香醇的陈酿，他不会忘记。那天，吃饭前连队点名，连长站在队前向全连指战员报告说：“今天，我们有新鲜蔬菜吃了，全连同志要感谢铁道兵兵部的吕希杉干事。”
连长说完，全连向希杉敬了一个军礼。
希杉有些羞涩。他是怎么说的?想起来了。他搓搓手，微笑着站在队前说：今天，我和海燕犯了一个错误。按说捡到东西要还，拾金不昧是我们中华民族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可是，拉白菜的汽车跑得太快，屁股几颠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我们只好把两棵白菜捡回，咱们一起过它一餐共产主义生活。
于是全场大笑。
希杉从青海回京后，我们便有了书信联系。
1980年冬，铁道兵在太原铁道兵二师举办文艺创作培训班。培训结束后，我由太原来京，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首都。希杉听说我来北京，天不亮就乘地铁赶到北京站接我，他说：北京太大，你第一次进京，我不接你，怕你走冤枉路。他把我带到铁道兵西院的营职房子里，那是他的家。大姐上班去了，孩子上学去了，希杉亲自下厨，给我煮西红柿鸡蛋面。那次我在北京待了十天，尔后回皖探亲。在北京期间，无论是铁道兵礼堂或总政礼堂放电影，他都给要电影票，并请我去人艺看了一场话剧。希杉很忙，不能天天陪我，他把我介绍给雷玲大姐。雷大姐在万寿路新华书店工作，若是哪天我不出去玩了，便一头扎进雷大姐的书店里啃书。我把那10天的生活打发得十分充实。
希杉热心助人，是人所共知的。冬天，他就是温暖的火炉子;夏日，他就是风凉的芭蕉扇。淮舟说，他从天津《新港》编辑部调兵部工作的第一天，就是希杉跑到仓库给他领来了崭新的军装，让他穿上军装在镜子前照了又照，然后带他去见吕正操政委。淮舟说，希杉是天下难找的好人。
希杉的挚友，李武兵说，希杉是好人。遗体告别时，我和淮舟都去了，我们两人哭得泣不成声，是最后离开现场的人。
我要说，希杉是一碗地道的陕西油泼面，与朋友第一次见面，“滋拉”一声，热情的香气瞬间迸发，有辣椒的香，蒜的辛，葱的清香与菜籽油的醇厚，热辣鲜香，热辡过瘾，如见亲人，承载着乡愁的味觉，让人唤醒对陕西人好客的记忆。
1983年，我从格尔木调京工作，因同住一个大院，与希杉的接触多了起来，友谊不断加深，这种加深也不是平静如水。1984年初，我调《人民铁道》报工作，继而入苏州铁道师范学院主攻新闻专业。那两年我死啃了一些书，读完图书馆所藏的中外名记者的作品，把中国文学史与世界文学史粗粗拉拉地捋了一遍，又加之复旦、人大、苏铁师的名师授课，感觉一肚子像放出的白云一样，在万里蓝天上完成了一次的眺望。更主要是新闻基因，砸进我的人生，我反对无中生有，偷换概念，张冠李戴，以偏概全，以小放大;我主张一是一，二是二，好坏不要一锅炖，干什么做什么，都要事实求是。这种求真意识，在当下社会，是很得罪人的，但是我改不了，我坚持着。各种利弊权衡下来，我选择的是良心与良知。一次，我从苏州返京，希杉请我到他家吃饭，问我某某的作品如何?他说了几位，我否定了几位。
他问我将来想干什么?
我答：我要当大记者。
这位一路扶我走来的老大哥对我有些不满，说我太狂太傲。他到淮舟那里告我一状，说我年轻气盛，口吐狂言，目中无人，我们一路扯着他走路，居然瞧不起老大哥了。
希杉大哥，我要说，淮舟比你的肚量大。淮舟对希杉说：他骄傲，咱们当老大哥的可以批评他。他说老同志的作品存在不足，这是事实，铁道兵的创作与其他军兵种相比，的确有些差距，看到不足，才能瞄准目标，才能追赶上去。他要当大记者，咱们应当鼓励。铁道兵出身的作家与记者，如果一代不如一代，那绝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中国词作家，铁道兵作家 吕希杉
之后，我与希杉依然和好如初，亲如兄弟，无话不谈。那时，复兴路40号这一带市场不怎么繁荣。大院的西南角只有一家“东来顺”饭馆，若不在东来顺吃饭，想吃碗面条要跑到五棵松去。星期天机关一天两餐，时常饿得饥肠辘辘。希杉知道后，星期天，准叫我去他家吃饺子。吃完饺子，他会拿出新作，让我欣赏。有时递过笔来，让我任意删改。改后，他会说，这样改，比以前好多了。
1989年秋天，我爱人与儿子由苏州来京，当天晚上，第一个到我家的，就是希杉和雷玲大姐，提去了大米，拿去了牛奶，送去了食油，让初来乍到调京工作的妻子，感到大院是那样温暖如春，那样和谐热情……
那些年，我跟随铁道部主要领导采访，工作十分繁忙，自己无法支配自己的时间，中秋节、春节常常在工地和铁路线上度过，根本顾不上家。偶尔通过长途给家里打电话，妻子总是说：节前，希杉大哥给我们家送来了大米，送来了油和鸡蛋。听此言，我心头不禁滚过一阵暖流……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希杉调到铁道部工作，任机关工会副主席，他的热心让我干了一件“马失前蹄”的事。工会主席姓许，爱人去了美国。许主席出个集资的点子，说利息高达20%左右。机关干部听说部机关工会出面集资，且利息丰厚，谁不愿意吃这块肥肉呢?于是他三千，你五千的集资活动开始了。主席让希杉找记者去报道，希杉一次次到我家找我，一次次打电话到报社催我。既然希杉如此恳切，我当然不能薄了他的面子，就到铁道部东副楼406房间采访了主席和他。文章见报后，不久问题暴露出来了，这位工会主席在美国的妻子，卷走了全部集资款，成为铁道部机关的一个大案。后来，主席受到法律的严惩。许多人说我，你搞新闻报道多年没翻过船，叫希杉这一槁指的，把船翻个底朝天。我知道，这不怪希杉，他热心，凡事总想把它办得尽善尽美;希杉心善，把天下人都当成好人，根本想不到与他一起共事的顶头上司，是个披着人皮的骗子。
希杉去世前两年，身体每况愈下，经常住院。一天晚上，我从《人民铁道》报下班，路过铁路总医院去看他。他住在一个黑咕隆咚的病房里，拐来拐去，很不方便。我要找领导反映，让医院给他调一个好的病房。希杉跟我说，医院的病号多，有的比他的病情还严重，不要和别人争病房。希杉是一介书生，在部里仅是个正处级干部，他不要特殊化，他一生都走在平民的路上。
那时，你的嘴溃烂的十分严重，吃饭吃不下，喝水咽不下，说话十分艰难。我安慰他，待你病好之后，我陪你重访青藏线，再上格尔木。他说，好，我写一部散文，你写一部诗集，把铁道兵在青藏铁路上那些有滋有味的东西挖出来。
他说得很有激情，笑得十分灿烂。
走出病房，我一个人面对黝黑的夜空竟哭了起来。我知道，希杉不会有那一天了，死神已向他举起了屠刀……
希杉走了，走得早了一些，他才59岁，是一个不该走的年龄，是一个还能做事的年龄。雷玲大姐说，希杉得病时，他不在意，想挺一挺就过去了。后来成天发低烧，没有好转，一日不济一日。
希杉来到这个世上，只为别人着急，而忽略自己。不少朋友对我说：“千不该，万不该，希杉不该写那本叫《燃烧的花圈》的散文集，那是一个不吉利的名字，那不是自己给自己送花圈吗?这名字冥冥之中定下了他英年早逝的天意。
这话我不信。巴尔扎克写下《幻灭》，他幻灭了吗?果戈理写下《死魂灵》，他死了吗?没有!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创作了《死亡间歇》，他活得也很好。希杉过早地去世，是因为他摊上了无法治好的病。
我常想，希杉若是活着多好。平时，写一写文章，累了，他拉二胡，雷大姐唱一段秦腔，一唱一和，那是何等的其乐融融啊。
希杉，我们分手26年多了，但我觉得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列夫.托尔斯泰的那句话，不就是写给我们的吗：“我们不但今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而且过去生活在，并且还要永远生活在那里，在整体之中……
作者：朱海燕戎装照
作者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开门见喜
